商标侵权的主观恶意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项将帮助型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明确界定为“故意”。故意，是指行为人知道侵权行为存在，而追求或放任侵权行为发生。因而，构成“故意”的前提是“知道”。然而，关于“知道”的解读，存在诸多争议。就“知道”标准而言，包括 “明知”“应知”和“有理由知道”，“知道”的内容也有“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之分。

1.知道的标准：“明知”而非“应知”或“有理由知道”

明知，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侵权事实存在。明知不同于应知和有理由知道。所谓应知，是指根据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如果其应当预见侵权行为的发生，但由于未尽到“合理理性人”的注意和谨慎义务，从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或扩大。有理由知道是指，如果一个“合理理性人”通过实施合理注意义务将会知道该事实，该行为人就会被认为推定知道该事实。由此可见，应知、有理由知道都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就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没有履行该义务，就有着应当知道而不知道的过错。

从法律解释角度分析，构成商标间接侵权的主观故意的“知道”不应当包括应知和有理由知道：首先，故意与过失的内部构造不同。二者均由“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造而成，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的“认识因素”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意志因素”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二者“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有明显不同，不能混淆和误用。应知和有理由知道为行为人设置了注意义务，判定时以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为基础，因此，其属于过失的认识因素。如果将应知、有理由知道作为判断商标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就等于在故意的意志因素中嵌入过失的认识因素，这在法律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商标间接侵权责任中不应当给行为人设置注意义务。危险是注意义务的产生根源，危险的制造者或管控者应承担损害预见义务或损害防止义务。而商标间接侵权的行为人，如市场开办者，并非直接实施商标侵权行为人，不是侵权危险的制造者和管理者，没有义务管理和控制侵权危险。

2.知道的内容：“具体知晓”而非“概括知晓”

对于知道的具体内容，可分为“概括知晓”与“具体知晓”。不应将“概括知晓”或“大概知道”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标准，而应采取“具体知晓”标准，即行为人确切知道实际发生的侵权事实，这也是“明知”的应有之义。

首先，行为人只有“具体知晓”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具体知晓”与“概括知晓”是关于知道对象不同的描述。“具体知晓”的对象是特定的，能确切知晓某直接侵权人实施了何种侵犯权利人商标权的行为，而“概括知晓”只是对侵权行为有普遍性的认知。当市场开办者知晓哪一商户销售了何种商品侵犯了谁的商标权时，才构成“具体知晓”，如果仅知晓其市场内存在售假行为，而不清楚具体的商户，就属于“概括知晓”。明知某具体侵权行为，市场开办者才能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此时，其未采取制止措施，就可理解为具有间接侵权的故意。

其次，“具体知晓”符合商标间接侵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科技与商业十分发达的当下，商标直接侵权由以往集中化、专业化向分散化、业余化方向发展。面对众多、分散的商标侵权者，要求“间接侵权者”与“直接侵权者”就损害后果负连带责任，商标权人就能通过起诉更具有实力的“间接侵权者”及时获得有效的救济。间接侵权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权利人搜索成本与诉讼成本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偏向于权利人的制度设计。然而，这种偏向必须要有所限制，否则将不适当地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范围，对竞争造成损害。如果采用“概括知晓”标准，不管行为人是否知道特定侵权行为存在，其就可能承担间接侵权的责任，会进一步了扩大商标权人的权利，有违间接侵权制度只是适当扩大权利人救济范围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会损害公共利益。

最后，“概括知晓”有悖于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理论。间接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提供的帮助条件包括技术、仓储、经营场所等。这些帮助条件具有合法使用和侵权使用两面性。市场开办者开办市场时，其目的并非将市场专门或主要用于售假的经营场所，因此，应当给予市场生存空间。如果泛泛地猜测市场内可能有商户存在侵权，就推定市场开办者有帮助侵权的主观故意，无疑是加大了市场开办者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行政执法单位在办理这类违法案件时，根据相关的案件受害单位可以要求相关的赔偿。如这类违法单位不予赔偿的，可以向当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由我国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这类案件，判决这类违法案件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