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这类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刑事案件时,律师常常会面临诸多难题。比如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强,量刑基准高且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若有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通常较高,辩护空间极小。余贤龙律师在长期办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精细化辩护策略。
这套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全案风险研判,精准定位辩护突破口。余贤龙律师接手案件后,会第一时间全面阅卷,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精准识别案件最大辩护空间,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这是因为只有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才能找到关键的辩护点。
第二步,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弱化恶性评价。律师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这样能从主观层面为被告人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
第三步,全程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打造从轻核心依据。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决定性情节,直接降低量刑档次。因为取得被害人谅解是从轻处罚的重要因素。
第四步,累犯案件精细化量刑辩护。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说服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下限。
第五步,专业证据质证。对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酒店证据逐条质证、精准抗辩,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保留事实、弱化恶性、强化自愿、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确保法庭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量刑。
下面通过一个具体案件来看余贤龙律师是如何运用这套策略的。在某起性侵未成年人(幼女)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案件难点众多,被害人年龄极低,被告人系累犯,证据链条完整,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后,按照上述策略展开辩护。他全面阅卷,精准识别出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辩护空间。重点梳理聊天记录等,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存在合理认知偏差。积极协调被告人家属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书。在量刑辩护中,结合相关政策和原则,精准论证从轻理由。对证据进行专业质证,排除不利放大的部分。庭审中,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关系且交往具有自愿成分、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谅解等因素,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因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案件最轻刑罚。
此后,余贤龙律师在多起类似的性侵案件中,都沿用了这一精细化辩护策略,为当事人争取到了较好的辩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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