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侵未成年人这类案件往往性质敏感、量刑极重,辩护难度极大。余贤龙律师自2016年执业至今,深耕法律实务近十年,在刑事辩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精细化的辩护策略。
余贤龙律师的刑事辩护精细化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首先是全案风险研判,精准定位辩护突破口。他会第一时间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从中精准识别出最大的辩护空间,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其次是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弱化恶性评价。通过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等,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再者是全程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打造从轻核心依据。主动、耐心地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关键基础。最后是累犯案件精细化量刑辩护,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说服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下限。
下面通过一起性侵未成年人(幼女)的刑事案件来看看余贤龙律师这套策略的实际应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这起案件难点重重,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后,按照自己的策略展开工作。他全面阅卷,精准识别出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辩护空间。在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时,他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发现被告人可能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提出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降低了主观恶性评价。在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方面,他主动与被告人家属沟通,协调他们足额赔偿、真诚道歉,成功拿到书面谅解书。在量刑辩护时,他结合各项原则和制度,精准论证可最大限度从轻。庭审中,他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
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了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关系且交往具有自愿成分、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谅解等因素,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因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案件最轻刑罚。
此后,余贤龙律师在多起类似的刑事案件中都沿用这一精细化辩护策略,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理想的结果,展现了他在刑事辩护领域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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