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关于定性问题辩护词的主要结构是什么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李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上诉人、查阅了案件材料，了解了本案案情。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和庭审情况，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辩护人对于原审刑事判决书所述基本事实和定罪部分没有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原审法院未将上诉人认定为从犯是错误的，而且量刑过重，理由如下：一、关于主从犯问题根据上诉人李某某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和法庭上的供述，其他同案犯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以及被害人杨某、陈某锋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结合上诉人李某某和其他同案犯的实际犯罪情节，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李某某在这两起共同抢劫案中应当认定为从犯。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第一起抢劫案(即2013年8月19日抢劫案)，根据上诉人李某某供述系曹某提议的，本意是要去偷一辆摩托车，而不是要去抢劫，起初并没有抢劫的犯罪故意，作案工具也是由曹某及另一同案犯陈某准备的。曹某骑助力车载他们到灌口寻找作案目标未果，上诉人李某某已放弃偷车念头，本想自己回家，可惜未能拒绝曹某到白虎岩山顶玩的邀请，便一同到白虎岩山顶玩。下山途中，曹某事先未告知、也未与上诉人及另一同案犯协商的情况下，见财起意自行对被害人杨某实施拦车抢劫行为，上诉人是在曹某要求帮忙的指使下才不经意中加入了这起抢劫中，被害人的助力车最后是被曹某抢去的，事后上诉人对助力车的去向并不知情，也没有分到任何销赃款。其次，关于第二起抢劫案(即2013年9月15日抢劫案)，根据同案犯刘某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详见证据卷051页)“因为我当时没有上班，没钱曹某叫我去抢劫我就去了”以及另一同案犯杨某江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详见证据卷084)“曹某和刘某就对我说一起去赚钱，还说前天也去赚钱了，于是我就同意了”可见，这次抢劫也是由曹某提出来的，也是由其一手策划的。另外，根据同案犯曹某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详见证据卷033)“我们四人冲过去的时候被其中一男子跑掉了，只将另一男子围住，我用棍子敲了那男子被部一棍，其他人就没有动手，然后就抢到一部手机和700元钱”。同案犯刘某也在讯问笔录中供述(详见证据卷051)“曹某一个人下车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直接往那男子腰上敲了一棍”。同案犯杨某江也在讯问笔录中供述(详见证据卷084)“曹某说他妈的上去抓人时跑了一个人没追上，还说抢到一部黑色山寨手机和600多元”。这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实是曹某在带头实施具体抢劫，而且持棍殴打被害人也是曹某，而不是上诉人。另外，抢到赃物后具体如何分赃也是由曹某一手决定的。由此可见，上诉人在本案两次共同犯罪中起的是辅助作用，因此，应认定为从犯。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李某某具有法定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具体表现如下：1、鉴于上述理由，上诉人李某某在整个犯罪活动中不是犯意的提起者和犯罪活动的召集者、组织者，上诉人李某某仅只是起辅助作用，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应认定为从犯。因此，辩护人建议法庭能对其减轻处罚。2、上诉人李某某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庭审中，又能当庭自愿认罪，又有悔罪表现。此情节，根据量刑规定建议可以减少基准刑。3、鉴于被害人陈某锋被劫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271元，已从贵院缴获的赃款中全部获得赔付。此情节，建议可以对上诉人酌情从轻处罚。4、鉴于上诉人父母为了生计忙于工作，对其疏于管教，且其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因此，恳请法庭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上，辩护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对上诉人定罪量刑中，未客观认定其为从犯，未充分考虑到其上述从轻、减轻情节，导致量刑过重。因此，辩护人请求贵院能够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上述情节，撤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判处较轻的刑罚。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谢谢!市中级人民法院年月日。

[律师回复] 简介:被告夫妇伙同他人以买卖药材为名,诈骗某出租车司机现金50000元,案发后赃款追回。一审法院基本上按照辩护意见,判处二被告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缓期二年执行。审判长、审判员:受本案被告人朱淑艳亲属委托,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参加本案的庭审。我对公诉机关指控朱淑艳犯诈骗罪的定性意见无异议,依据证据事实与法律,仅对量刑部分发表辩护意见:一、本案诈骗金额尚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精选公文范文---------------- 1依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人民法院认定诈骗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是诈骗金额7万元以上。本案被告人诈骗金额5万元,尚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依据《刑法》第266条,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意见》,建议将本案基准刑确定为24个月。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在逃的同案犯熊家林从提议诈骗、购买蛇干、设计骗局、安排角色,到指挥实施犯罪、确定分赃方案,起到了组织、策划、指挥作用。被告人朱淑艳、曹志国二人参与犯罪,虽然不能认定为从犯,但相对熊家林而言,所起作用相对较小。三、被告亲属代为退出了全部赃款、赔偿了被害人的全部损失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