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共同犯罪中帮助犯未遂的条件有哪些？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客体要件。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象则是当事人。如果不是帮助当事人而是帮助当事人以外的他人毁灭、伪造证据，则不能构成本罪。所谓当事人，既包括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被告人等，又包括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如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等，还包括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如原告、被告等。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所谓帮助，是指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准备工具、扫除障碍、出谋划策、提供条件、撑腰打气、坚定其毁灭、伪造证据信心等。其既可以表现为体力上的、物质上的帮助，也可以表现为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支持。既可以是在诉讼中，有时也可以是在诉讼前。所谓毁灭，是指湮灭、消灭证据，既包括使现在证据从形态上完全予以消失，如将证据烧毁、撕坏、浸烂、丢弃等，又包括虽保存证据形态但使得其丧失或部分丧失其证明力，如砧污、涂划证据使其无法反映其证明的事实等。所谓伪造，是指编造、制定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证据或者将现存证据加以篡改、歪曲、加工、整理以违背事实真相。本罪为情节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构成本罪。虽有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但如不属于情节严重，也不能以本罪论处。所渭情节严重，则主要是指动机卑劣的:多次进行帮助的；帮助重大案件的当事人的；因其帮助行为导致诉讼活动无法进行、中止的；造成错案的；影响恶劣的；等等。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对方是案件的当事人但为了达到帮助当事人的目的仍决意实施帮助其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

[律师回复] 一、帮助犯是指什么帮助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相对于实行犯而言，指在他人产生犯罪决意之后，以心理支持、物质帮助等方式故意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为他人实施犯罪创造便利条件，而自己不直接实行犯罪。帮助犯应具有双重心理状态：其一，必须认识到实行犯所实行的是犯罪行为及这种犯罪行为将要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必须认识到以自己的帮助行为能为实行犯实施和完成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其二，希望或者放任通过自己的帮助行为，实行犯能够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帮助故意是帮助犯的主观恶性的直接体现，也是帮助犯承担责任的主观基础。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对他人的犯罪行为予以帮助，“认识到正犯之行为由于自己之行为而容易实施或助其结果之发生”。帮助犯的刑事责任限于和正犯具有共同故意的犯罪事实内，对于正犯实施的超出共同故意范围内的犯罪事实，帮助犯不负刑事责任。二、帮助犯的认定实践中具体在认定帮助犯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在共同犯罪中，应当认识到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是两个行为，注定两者间犯罪故意存在一定空隙，有其相对的性，不可能是完全重合、一致。同时，对共同犯罪中的“共同”应当作较为广义的理解：在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可是概括的，并不必然要求同一，但其应当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和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共同犯罪是指只有二人以上以相同的故意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才能成立，但并不是指只有二人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因为许多犯罪之间存在交叉与重叠的关系”。第二，在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点在于能预见风险而参与。在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结果的预见，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预见特定、具体犯罪的结果;二是预见概括性的犯罪结果，即并非某种具体结果，而可能是某几种犯罪结果或是其中一个结果，但只要这个结果包括在能预见的范围之内，共同犯罪人之间就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从刑法理论上分析，前者属于确定的故意，后者属于不确定故意中概括故意。对于概括的故意，只要行为人能认识到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范围，对此之认识和意志应视为共同故意之范围。第三，实践中，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范围，一般应当以帮助犯和正犯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内容为标准。通常实践中，行为的显性、明示状态认定不成问题，但默示行为的认定则因具有隐性而较为困难。默示是形成共同犯罪故意的方式之一，一般表现为共犯人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彼此心领神会，只要能认定在犯罪过程中存在“心理上的趋同和一致，即共同的不正当需要的出现”而予以帮助的行为，就能构成帮助犯。第四，在帮助犯的情形中，即使正犯实施的犯罪超出了共同故意，但只要和帮助者所认识的犯罪具有构成要件上的重合性，即两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同类法益相同，其中一种犯罪行为比另一种犯罪行为更为严重，或者是严重犯罪行为包含了非严重犯罪行为的内容，并且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手段相同，也能成立帮助犯。进而论之，这种情形如果以故意伤害罪和故意罪为例，实行犯实施超出预谋故意伤害的犯罪故意内容，而帮助犯在场却没有积极制止该犯罪行为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仍旧可以认定对该行为是容忍或认可的，主观上具有罪过，帮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成立。如果在共谋中本身就存在默示行为或犯意具有模糊性、不明确，且不超出所能预见的范围，帮助犯的成立也毋庸置疑。

[律师回复] 　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法律规定，对单位的惩处只有罚金一种方法，如果要给一个机构上刑，怎么上呢。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却是在用国家的财政拨款来缴纳罚金。这实质等于国家的自我惩罚，将国家的金钱从一个口袋掏出来，却又放进了另一个口袋。再者，国家机关一旦缴纳罚金，又势必影响其正常运作，这对国家职能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都是极其不利的。国家为了维护机关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再次向受过惩罚的机关下拨财政资金，这一过程又无形之中给相关财政机构增加了负担，而犯罪机关本身却似乎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这样的刑罚根本起不到教育和惩诫的作用，成为一种玩笑和摆设，成为对刑法科学性与严厉性的莫大讽刺。二、自1987年我国刑事立法认可“单位犯罪”这个概念以来，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按条文规定应该认定为国家机关犯罪的案件，如丹东汽车案、泰安汽车案等。但是从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中不难发现，对于此类案件，执法、司法机关往往不是去分析和追究犯罪机关的罪刑和责任，而是热衷于追究有关领导或主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从而使相关法律法规被束之高阁。这不仅说明这些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实质意义不大，更说明了追究有关领导、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就已经能够解决所谓的国家机关“犯罪”的问题。有学者干脆指出，那些貌似机关犯罪的案件，实质都是机关负责人或负责人与一般人员为谋求不正当利益而实施的自然人犯罪。司法实践中追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会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怎样既达到惩罚机关的目的，又能维护机关，保证其以后的正常运作。但我们的司法机构又不能胜任惩罚者与保护者的双重身份，面对这样的困难，它们习惯性地无奈地选择了回避，将犯罪直接定性为自然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