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诈骗案中重刑建议下调的刑事辩护实操要点

事情回溯到案件爆发的两年前，陈默是一家实体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当时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出现缺口，他听人说可以通过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对接融资资源，便安排公司开出了多套注明有承兑保障的商业承兑汇票，交给中间人帮忙对接变现渠道。后续这些票据经过多层流转，落到了多名被害人手里，被害人基于对票据的信任支付了高额的贴现款项，最终汇票到期完全无法兑付，多名被害人的巨额财产瞬间受损，陈默也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立案侦查。

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陈默完全懵了，他一直觉得自己开的票是依托公司实体的，怎么就成了刑事犯罪里的票据诈骗？直到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摆在面前，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全案三名被告人的卷宗摞起来足有半米高，里面塞着数十份商业承兑汇票、票据服务协议、跨省市的银行流水、几十份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证据杂糅在一起，稍有不慎所有的不利后果都会直接算到他头上。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当时十分突出：控方认为陈默作为出票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主观上明知账户没有足额资金，属于开具无资金保障的汇票，具备非法占有故意；但辩方需要厘清，企业当时仍持有较高净资产，能不能直接等同于票据没有偿付保障？同时，陈默仅参与了最初的出票行为，后续票据经过了三四手的层层倒卖流转，中间环节发生的虚构资质、伪造材料等行为他完全没有参与，最终被害人的损失和最初的出票行为之间，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另外陈默在整个共同犯罪链条里，到底是核心主犯还是仅起到次要作用的参与人，这些分歧直接决定了最终的量刑区间。

当时陈默已经主动退还了部分前期收取的手续费，本身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但面对公诉机关十一年到十四年的量刑建议，他和家属完全不知道从何着手突破，经人介绍找到了洪强律师团队。

接待的当天，洪强律师就和团队花了整整三个小时听完家属梳理的所有案件细节，后续又多次安排会见，和羁押中的陈默逐一核对票据开具的背景、后续中间人对接的全部过程，把半米高的卷宗逐页翻完，按照时间线把票据从开出、第一次转手、后续贴现到最终受损的全链条每一个节点都做了标记，把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对应到了具体行为上，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断点。洪强律师当时和团队强调，这类金融票据案件，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的边界本来就容易模糊，证据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事实认定，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份对当事人有利的材料。

结合本案的事实、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天津地区同类案件的司法裁判倾向，洪强律师团队制定了分层递进的专属辩护方案：首先从定性层面切入，重点论证陈默控制的企业具备实体经营基础，出票时公司仍有较高净资产，不能仅以出票时的临时账户流动资金判定票据完全没有偿付保障，本案更符合民事票据纠纷的特征；即便法庭最终认定构成刑事犯罪，也从行为边界入手，拆分整个犯罪链条里的出票行为、后续倒卖行为、最终诈骗被害人行为的不同责任，论证后续多层流转产生的扩大损失，不能全部归责于最初的出票人；同时将陈默初犯、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等全部量刑情节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同步提交给法庭，确保所有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都能纳入合议庭的考量范围。

庭审过程中，洪强律师的辩护始终围绕核心争议点展开：先是从票据资金保障的法律认定标准出发，指出不应仅以出票日当天的账户余额直接否定偿付能力，结合企业当时的资产状况论证陈默主观上不存在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再结合全案证据梳理行为的因果链条，指出陈默没有参与后续票据流转环节的虚构诈骗行为，被害人的损失是多主体叠加行为导致的后果；即便法庭最终认定成立共同犯罪，也请法庭充分考量陈默仅实施了出票环节的单一行为，未参与后续赃款分配的情节，同时将初犯、主动退赃的从轻情节完整呈现，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作出宽缓处理。

最终法院审理后，认定陈默构成票据诈骗罪，属于共同犯罪主犯，未采纳无罪、从犯的辩护意见，但充分考量了辩护人提出的初犯、部分退赃等全部从轻辩护意见，在公诉机关十一年至十四年的量刑建议基础上作出裁量，判处陈默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拿到判决的当天，陈默的家属握着律师的手久久说不出话，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细致的辩护工作，结果很可能比现在严苛得多。

从业以来，获评天津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的洪强律师始终认为，刑事辩护不是追求脱离事实证据的诉讼结果，而是尽最大可能把每一个对当事人有利的细节都挖出来、摆到台面上，让司法机关能够看到完整的案件事实，从而作出最公允的裁量。个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从来都取决于在案证据、案件事实和当地的裁判尺度，没有哪一个案件可以提前打包票，但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做的，就是用扎实的证据梳理、精准的法律适用，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框架内的最大权益。

如果你或身边的亲友正面临刑事相关的法律困境，不知道如何梳理复杂的案件证据，不知道怎么把自身的从轻情节完整传递给办案机关，不妨尽早向专业的刑事辩护团队寻求帮助，避免因为信息差错过案件处理的关键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