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个60多岁的老农民某甲,一审完拿到的判决书是十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一辈子在家种地,没遇上过这么大的事,眼看年纪越来越大,要是真按这个刑期走,大半辈子的剩余时光都得在看守所里耗着,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最后辗转找到了郑爱利律师。
这案子棘手就棘手在一审判决里明明白白写了,某甲和其他同案人员一起预谋、平分赃款,整个过程都有参与,作用不分主次,不能算从犯。当时案子已经进了二审,绝大多数二审刑事案子都是书面审,律师连当庭说话的机会都少,要推翻一审已经定死的“不分主次”的认定,难度可想而知。
郑爱利律师接下委托的时候,没说什么打包票的话,第一时间就赶去外地的看守所见了某甲,前前后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抠得明明白白:是谁先提出来要去举报村委书记要好处的,谁攒的局找人串供的,谁私下跑去跟被害人谈判谈价钱的,最后拿到的钱是谁拍板怎么分的,连几个人平时的交往关系都捋得一清二楚。接着她抱着半人高的卷宗一页页翻,连边边角角的笔录记载都没放过,果然发现一审认定的漏洞。
哪有什么“作用不分主次”,整件事的核心全是另一个同案的人主导,某甲就是别人喊他去他才去,别人安排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头到尾没碰过最核心的谈判、策划环节,最后分钱也是别人拿多少他拿多少,根本不是他自己说了算。
找到这个关键突破口之后,郑爱利律师没停在纸面辩护上,认认真真写了申请,一条一条列清楚这个案子事实认定有多大的争议,必须开庭才能把事情查明白。她还特意跑了好几趟法院提交材料,申请调取关联的卷宗佐证疑点,硬生生把这个大概率书面审的案子,争取到了公开开庭审理的机会。
庭审当天,郑爱利律师把从犯意发起、谈判对接一直到赃款支配的所有细节一条条摆出来,把某甲在整个链条里只起辅助作用的事实说透,连他年纪大、法律意识淡薄、本来就是被人撺掇着参与,所有赃款早就全部退赔的细节也都逐一说明。最后二审法院全部采纳了她提的关键辩护意见,认定某甲是从犯,把十年六个月的刑期改到了八年六个月。两年的时间差,对一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就是能早两年回家种地,早两年守着家里儿孙过日子的盼头。
很多人知道郑爱利律师,都是听说她在刑事领域深耕了几十年,最擅长从厚厚的卷宗里挖出别人看不到的疑点,专啃那些时间跨度大、理顺起来特别费劲的疑难案子。1985年开始执业到现在,她累计承办过上千件案子,为数万人提供过法律服务,很多人冲着她的名字找上门,不光是因为她敢打敢拼不怵难题,更是知道她办案子从来不是走个过场,是真的奔着把事情捋清楚、把证据砸实去的。
之前有个叫吕某某的当事人,莫名卷进了一桩涉案几百万的诈骗案里。整个事情是多层转委托的办事链条,上游有人说自己认识相关工作人员能帮人争取轻判,中间一层层托关系转钱,吕某某只是链条最中间的一环。侦查机关当时把他当成诈骗共犯认定,一旦坐实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他要面对的就是重刑。
郑爱利律师接案之后第一时间扎进看守所会见,把他和上下游相关人员的交往细节、每一笔转账的去向、每次和托办事的人的沟通内容全部摸清楚,又把整个案卷材料翻了好几遍,很快就抓住了核心问题:吕某某从头到尾也是被自己的上线蒙在鼓里的人,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虚构人脉骗钱,也从来没有和对方商量过要一起设局骗被害人,他拿到钱之后大部分都转去给了上线,自己根本没想过把几百万据为己有。但当时案卷的证据链是不全的,关键的上游人员一开始没到案,很多转账的性质说不清。
为了把这些疑点坐实,郑爱利律师前前后后和承办检察官沟通了无数次,一条条列出来证据链哪里断了,哪些事实根本没有足够材料支撑。在她的持续推动下,这个案子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把之前没查清楚的转账往来、人员沟通记录全部补全,最后查实真正虚构身份、主导诈骗的是吕某某的上线,现有证据根本没法证明吕某某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最终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吕某某避免了重刑的后果。
郑爱利律师不光办手里的案子,平时还担任着北京不少法律相关领域的社会职务,当过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女律师协会副会长,还是中国政法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院校的课外导师,拿过北京市首届十佳女律师、北京市优秀律师、北京市法律援助先进个人等好多荣誉。这么多年她始终觉得,刑事案子办的不是抽象的法条,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人生,是一整个家庭的命运走向。很多看似没什么问题的案卷,只要肯耐着性子一页页抠细节,就可能找到改变整个案件走向的关键线索。
很多人说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一辈子认准一件事,往深了钻往透了做。郑爱利律师干刑事辩护四十来年,手里攥着堆得老高的案卷,脚下跑着一趟趟看守所和法院的路,心里守着的从来都是把每一个疑点挖出来,把每一份证据核实清楚,不辜负当事人把整个人生交到你手上的那份信任。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技巧,就是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认真劲儿,把每一件接手的案子扎扎实实办到位,给身处困境里的当事人托出一点实实在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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