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建议量刑六至七年，专业辩护助力刑期合理降档

接到案件委托时，家属最先收到的是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强奸罪的指控与六年至七年的量刑建议，让一家人陷入焦虑。家属找到陈向东律师，对方执业于四川明炬（资阳）律师事务所，是资阳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擅长刑事辩护领域，一直秉持“做一个有温度的法律人”的执业理念，服务范围覆盖资阳市。

逐条核查未成年取证程序瑕疵，削弱控方核心证据效力

接手案件后，陈向东律师首先将阅卷重点放在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笔录上。本案被害人是11岁幼女，按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规范，询问应当以开放式提问引导自主陈述，禁止诱导式、选择性确认式提问。律师逐字核对笔录内容，发现侦查人员在询问过程中大量使用“是不是”“对不对”的确认式问话，引导被害人作出特定陈述，笔录的客观性存在重大疑问。

庭审中，律师当庭提出该份被害人陈述因取证程序违法，不具备作为定案核心证据的资格，无法达到刑事诉讼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法院最终采信了这一质证意见，没有将存在瑕疵的被害人陈述作为定罪的关键依据。

这里结合本案为大家补充一个关键法律知识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通俗来说，取证就像做菜，要是选材的步骤本身就违反了卫生规范，哪怕后续加工得再精细，做出来的菜也不能放心端上餐桌。针对未成年人的取证有专门的程序保护要求，一旦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言词证据，无法补正说明的，就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一规则正是本案中律师提出证据合法性抗辩、削弱控方核心证据效力的法律支撑。

精准区分罪名构成边界，推动指控罪名依法降档

在削弱控方核心证据效力的基础上，律师进一步对案件的行为定性展开分析。强奸罪与猥亵儿童罪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奸淫行为，律师梳理了全案的勘验笔录、被告人供述、其他在案证据，发现现有完整证据仅能证实被告人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没有直接、完整的证据能够证实存在奸淫行为。

律师当庭提出，公诉机关指控强奸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仅符合猥亵儿童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轻罪定罪。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没有按照公诉机关指控的强奸罪定罪，而是依法认定为猥亵儿童罪，从根源上大幅降低了量刑的法定区间。

依法梳理法定从轻情节，实现量刑均衡合理

案件中还有一个关键细节，被告人是在接到民警的电话通知后，主动自行前往派出所归案，到案后也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律师结合自首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提出电话通知不属于刑事强制措施，被告人在没有被采取抓捕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到案，且全程如实供述，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的自首要件，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同时律师也没有回避案件的从重情节：被告人作为负有特殊监护职责的继父，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本身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律师在提出量刑意见时，兼顾了从重情节与自首、坦白、无暴力胁迫等从轻情节，提出了均衡的量刑建议。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全案情节，认定自首成立，对被告人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从最初接到的六年至七年量刑建议，到最终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整个辩护过程中，律师没有依赖空洞的情理诉求，而是一步步对照法律规定核查证据、厘清边界、梳理情节，每一项辩护意见都有对应的规则支撑。对于家属而言，这种依托专业规则展开的辩护，才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实在的维护。在涉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中，既要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也应当让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通过精准的法律适用实现罪责刑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