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辩论焦点落在轻伤伤情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联上，检察官提出的十年至十三年量刑建议，曾让旁听席上的被告家属攥紧了手里的卷宗材料。

一顿酒局引发的互殴冲突

2024年3月1日晚间的酒局上，两名男子与同桌饮酒的被害人因琐事发生口角，言语冲突升级为肢体冲突。两人共同徒手击打被害人的头面部、胸背部，周边用餐人员上前拉架后，冲突暂时平息。被害人被送医救治，次日突发冠心病急性发作离世。

法医鉴定报告显示，被害人双侧鼻骨、上颌骨额突骨折，伤情构成轻伤二级；冠心病急性发作是直接死亡原因，此前的外伤、争执、大量饮酒是诱发因素。办案过程中，其中一名被告人曾有故意伤害前科，两人案发后留在现场等候处置，没有逃离。

公诉机关审查全案证据后，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结合殴打行为诱发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提出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两名被告人的家属先后向被害人家属赔付15万元、60万元，累计支付75万元赔偿款，取得对方出具的书面谅解书。

证据细节里的责任边界

接受委托后，耿浩南没有直接套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量刑逻辑，而是逐页翻阅监控录像、在场证人笔录、法医鉴定意见书，拆分两名被告人的具体行为动作。

监控画面显示，两人出手频次、击打部位存在明显差异：一人主动挥拳击打被害人头面部，另一人仅在拉架过程中伴随推搡动作，并未直接造成被害人头面部骨折。结合在场证人的多份证言，可以将二人在共同殴打中的参与程度、行为力度作出清晰区分，符合主从犯划分的事实基础。

针对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他对照法医鉴定文书逐条标注参与度占比：被害人年事已高，自身患有基础冠心病，饮酒后情绪激动是发作的直接诱因，殴打造成的外伤仅为诱发因素，并非直接致死原因。这一区分直接关系到量刑档位的适用边界。

庭审中的量刑情节博弈

庭审现场，公诉方坚持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定量刑幅度提出指控，认为两名被告人的殴打行为是引发后续连锁反应的前提，应当对死亡结果承担全部刑事责任。

辩护方针对自首认定、主从犯划分、赔偿谅解、因果参与度四个维度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其中一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行为，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的自首认定标准；另一被告人在共同行为中起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两家累计赔付75万元赔偿款，已经取得被害人家属的完整谅解，具备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适用空间。

法院当庭组织双方就量刑幅度展开辩论，公诉方最终认可辩护方提出的因果参与度区分意见，对主从犯划分、自首认定的证据基础不持异议。

判决背后的法治逻辑

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不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十年至十三年量刑建议，结合主从犯划分、自首、全额赔偿谅解、外伤仅为死亡诱发因素等情节依法减轻处罚，判处主犯六年有期徒刑，从犯四年有期徒刑。

基层司法实践里，多数伤害类案件的量刑博弈，并非围绕罪与非罪的定性争议，而是藏在因果关系参与度、共犯责任拆分、从轻情节认定的细节缝隙里。这份判决没有模糊因果边界，也没有否定赔偿谅解对量刑的实际作用，把每一项从轻情节的适用都落到了证据对应的事实基础上。

判决送达后，两家被告人的家属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也未就量刑幅度提出抗诉。这起由酒局口角引发的刑事案件，最终在法定框架内完成了责任划分与权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