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古玩市场摆个摊位卖仿旧纪念币,上班按公司要求对接个搜索引擎推广业务,这些在不少人眼里顶多算打个擦边球、赚份辛苦钱的事,谁能想到哪天就会被公安找上门,直接按刑事案件立案?绝大多数人碰到事之前都笃定,我又没主动坑人、没犯什么大错,怎么也轮不到判刑坐牢,直到手铐扣上、案卷里的指控数额一页页摊开,才惊觉自己不知不觉踩进了刑事合规的红线,之前所有的想当然,全成了套在自己身上的不利枷锁。
做了二十多年律师的贾波见过太多这样的当事人,从来不是影视剧里那种处心积虑钻法律空子的坏人,大多就是顺着日常的惯性做事,抹不开熟人的情面,抵不住看起来稳赚不赔的小利益诱惑,一步步被卷进法律困局里。就像古玩市场卖纪念币的摊主,他可能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卖的就是工艺品,明码标价没强买强卖,怎么就成了出售假币?做推广的公司业务员,可能满脑子想的都是完成当月KPI拿绩效,对方要资质我就照着要求补材料,公司上下都这么干,怎么偏我就成了诈骗共犯?人在局里的时候,很难从自己熟悉的日常逻辑里跳出来,总习惯用生活里的情理去套法律上的边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前期随口说的一句话、随手签的一张字、甚至没当回事没留存的交易记录,全成了案卷里对自己不利的伏笔。
不少当事人到案之后还懵着,觉得自己的事最多算违法,顶天了罚点钱就完事,根本意识不到不同的行为定性,对应的后果天差地别。同样是卖伪造的纪念币,按普通欺诈算可能就是退赃罚款,一旦被认定成出售假币罪,数额够得上特别巨大的,刑期直接往十年以上走。同样是帮别人做网络推广,要是能认定成正常商事服务顶多退赔违法所得,可要是查实主观上明知对方用于诈骗,直接就会被定性成共同犯罪,跟着主犯的涉案金额算刑期。这些看上去差之毫厘的认定,最后落到当事人身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走向。
风险一旦没按住,后续的连锁反应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兜住的。之前贾波办过那起出售假币的案子,当事人陈某一开始被指控的数额特别巨大,光还没卖出去的查扣纪念币对应的金额就有十八万多,要是法院按着既遂标准全算进去,刑期直接就十年往上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摊位是一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出事之后全家乱成一团。贾波接手之后,没有盯着笼统的数额认定去争执,反而抠住了“这批尚未售出的纪念币压根没完成交易,摊主本人也没机会实际流转牟利”这个核心事实,按着法律关于犯罪未遂的界定制定辩护策略,结合当事人到案之后全程坦白没有隐瞒案情的情节,一步步把减轻处罚的依据理清楚,最后法院采纳了全部辩护意见,在法定刑以下给出了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还有那起涉及网络推广的诈骗共犯案,当事人姜某就是公司的普通业务员,全程没参与过诈骗网站的策划,也没碰过被害人被骗的钱款,一开始指控的时候是和主犯放在一起按全部涉案金额算的,贾波顺着他在整个链条里的实际作用梳理证据,明确提出他属于仅提供辅助工作的从犯,又把案发后全部退赔被害人损失、本身是初犯偶犯这些情节一一捋实,最后拿到了有期徒刑一年的判决,当事人羁押的期限临近届满就得以走出看守所。当然也得说清楚,法律服务可以依托专业能力争取有利处理结果,但不能把律师代理当成兜底,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本身无法靠律师完全扭转局面,所有辩护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已经查清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之上。
办了八百多起刑民交叉的案子之后,贾波发现很多当事人踩坑,本质上是几个普遍的认知偏差在作怪:做小生意的总觉得“法不责众”,整条街同行都这么卖,肯定不会单独找我麻烦;上班的打工仔总抱着“公司担责”的心态,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出了事有公司顶着轮不到我个人担刑责;做企业的客户总觉得刑事风险离商事经营很远,合同捋顺了、钱能收回来就行,完全意识不到普通的商事交易里,稍不留神的越界就可能触碰到非法集资、职务侵占这类刑事红线。
针对这些常年在当事人身上看到的思维盲区,贾波这么多年给客户的提醒从来不是空泛的“你要守法”,都是实打实能落地的动作:开个体摊位做经营的,碰到自己拿不准属性的货品,别光听上游供货商拍胸脯保证没问题,提前找专业人士把行为的法律边界划清楚,别等货都摆上货架了才知道卖出去的东西踩了红线;普通公司职员碰到领导安排的明显缺资质、缺手续的业务,别光想着怕丢饭碗就硬着头皮往下接,先多问一句业务的合规性,留存好自己只是执行工作安排的相关记录,真出了事才能说清自己的参与程度;常年合作的企业法律顾问单位,他也不会等企业出事了才跑过来救火,平时开经营例会的时候就把业务里藏的刑事风险点挨个提前筛出来,从合同拟定到回款流程里的小漏洞都提前补上,这么多年服务下来,不少合作多年的企业连大的法律纠纷都很少碰到。贾波是东南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1999年开始执业,现在是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时也是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业务委员会委员、建筑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二十多年办下来,他始终认的就是当初入行时的念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管是涉嫌刑事的当事人,还是有常年法律服务需求的企业,把事交到你手上,你就得实打实从卷宗里抠细节,从证据里找依据,尽最大能力帮当事人把不必要的风险挡在前面。
毕竟绝大多数人这辈子碰到刑事风险或者大额商事纠纷,都是头一回,没经验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凭着想当然的惯性往前闯,等真撞了南墙才想起找专业人士帮忙,平白多吃了很多本可以避开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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