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金融刑案细节精准辩护守住罪刑相适底线

2013年前后，陈某甲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时，能预判到自己售卖伪造贵金属纪念币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但办案机关核算出的30万余元涉案金额，对应出售假币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档位，法定刑期起点就在十年以上。一旦该指控全部落地，他几乎没有获得轻缓处理的空间，普通个体的后半生轨迹将彻底被改写。

这是贾波律师接手这起出售假币案时当事人面对的最直接绝境。彼时卷宗材料里，在案扣押的假币尚未售出，公诉机关直接将该部分金额计入既遂总额的认定逻辑清晰，同类案件中不少辩护方要么未抓住该犯罪形态的核心争议，要么相关辩护意见未被采纳，最终当事人均按既遂标准获得了较高刑期。从世俗办案的功利性角度判断，这起案件可腾挪的辩护空间极其有限，按指控的事实做常规从轻辩护，几乎是多数同行的常规选择。贾波最终选择接下委托的核心动因，并非确信能轻易推翻数额认定，而是他反复核对卷宗证据后，确认尚未售出的18万余元假币，自始至终控制在陈某甲的经营场所和住处内，从未进入交易流转环节，完全符合刑法关于犯罪未遂的法定构成要件。这份对法律规则本身的笃定判断，让他决定扎进繁杂的涉案纪念币价格核对工作里，逐笔锚定事实细节对应的法律性质。

这起出售假币案的完整事实链条其实并不复杂：2011年5月到2012年5月的一年间，陈某甲在当地古玩市场的自有摊位上，多次向两名买家出售伪造的贵金属纪念币共计62枚，对应的初始发售价格总和为10万余元；后续公安机关抓获他时，当场从摊位和住处搜查出尚未对外销售的伪造纪念币102枚，对应初始发售价格共计18万余元。公诉机关直接将两部分金额相加，认定总涉案金额30万余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指控陈某甲构成出售假币罪，并未区分已售出部分和未售出部分的犯罪形态差异。本案的核心争议恰好锚定在该类案件的共性认定盲区：对于尚未进入交易环节、尚未实际流向购假者的假币，能不能直接按既遂金额核算？这种不加区分的认定方式，事实上直接拉高了当事人的法定刑起点，也违背了刑法中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不少同类案件的当事人正是因为该类认定逻辑，承担了远超自身行为实际危害的刑罚，这也是这类刑案里普遍存在的共性风险。

接受委托后，贾波没有走常规的“当事人认罪、请求法院从轻”的简化辩护路径。他逐页核对了全案的扣押清单、涉案纪念币的价格核算说明，确认未售出的18万余元纪念币，陈某甲既没有和任何买家达成交易意向，也没有进入过任何磋商、交付的环节，完全是被公安机关直接查扣，属于典型的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完全符合犯罪未遂的构成要件。随后他整合证据材料，将辩护核心锚定在“部分未遂+坦白”的双重法定量刑情节上，没有泛泛提出主观恶性小、家庭情况困难这类常见的酌定从轻辩护意见，所有辩护观点都紧扣在卷的客观证据和明确的刑法条文。庭审过程中他清晰界定，已售出的10万余元属于犯罪既遂，而未售出的18万余元属于犯罪未遂，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结合当事人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全部涉案事实的坦白情节，请求法院在量刑时做出差异化认定。最终法院完全采纳了该辩护意见，认定未售出部分构成犯罪未遂，对陈某甲依法减轻处罚，最终判决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八万元。本案裁判结果仅针对个案具体事实与证据，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取得相同处理结果。

几乎同期办理的姜某涉嫌诈骗案，当事人面对的同样是共犯地位认定的被动局面。姜某只是某搜索引擎代理公司的普通业务员，涉案的推广业务完全是按照公司流程对接，他既没有参与上游虚假贷款诈骗网站的策划，也没有参与诈骗赃款的分配，只是按公司规定收取常规的推广服务费。但公诉机关将其作为诈骗共犯指控时，并未明确区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层级，一旦按主犯论处，他需要对全案十余万元的诈骗总金额承担刑事责任，刑期将远超其实际行为的危害程度。贾波梳理全案证据链条时，明确抓住姜某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边界：他没有参与上游诈骗的任何核心环节，仅提供了网络推广的辅助性帮助，在整个犯罪链条里仅起次要作用，属于典型的从犯。同时他逐一核实所有在卷情节：姜某此前无任何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全程坦白认罪，且两名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已经在案件办理阶段完成退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他没有笼统提出“姜某不构成诈骗罪”的无罪抗辩，而是立足在卷事实，围绕从犯定位构建完整的从轻辩护体系，所有观点都有对应的证据支撑，最终法院认定姜某系诈骗罪共同犯罪中的从犯，结合坦白、初犯、损失退赔等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宣判后不久即刑期届满，恢复正常社会生活。

这两起发生在十余年前的金融类刑案，放到今日的刑事辩护实务语境下，依然有明确的参考价值。很多涉及假币犯罪、网络帮助型诈骗犯罪的案件里，办案机关有时会不加区分地将查扣的未流通假币全部计入既遂金额，或是不加区分地将提供辅助技术服务的从业人员全部按主犯认定，忽略了犯罪形态层级、共犯作用层级的边界划分。贾波办理这类案件时的辩护思路，本质上是在刑法明确的规则框架内，把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细节，转化为对应法定量刑情节的支撑依据，最终推动罪刑相适的原则真正落地到个案里。

从1999年拿到执业证至今，贾波已经走过27年的执业生涯，累计办理各类案件800余件，是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辩护业务委员会委员、建筑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他始终坚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原则，不追求脱离案件事实的戏剧化翻盘，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对卷宗细节的核查、对法律规则的精准适用上，在每一起刑事案件的指控缝隙里，守住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