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万诈骗案中，从犯认定为何能左右刑期？

主犯在逃时，共同犯罪的从犯认定标准，是否会因关键人物缺失而改变？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天昌，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案卷材料揉了揉眼。他面前的这份诈骗案卷宗里，主犯C仍处逃匿状态，而他代理的被告人B，曾被公诉机关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情节提起公诉。

张天昌，2015年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开始专职执业，至今有11年执业经验，身兼税务师、律所合伙人的身份。他盯着案卷上B的供述笔录——“公司让改审计报告，我只是把数字调了调，没敢多问”，指尖划过每一页财务凭证上的篡改痕迹，心里盘算着如何把B的行为，从“主动参与诈骗”转向“受指使实施”的次要作用。

这份案卷的厚度在他的办公桌上不算显眼，却压着B未来的刑期走向。张天昌在2013年就拿到了律师执业证，执业后办过五十余件刑事案件，其中十多件涉及职务犯罪、税务犯罪，他习惯在每一起案件里先找“被忽略的行为边界”。他把B的行为拆成两个部分：篡改审计报告时的被动性，项目实施中未参与资金分配的事实，以此论证从犯的核心要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

他想起此前办过的一起受贿案，厅级涉案人未退赃的情况下，通过细化每一笔款项的取得场景，最终说服法院将刑期从十五年以上降至十年六个月。那一次，他用的是执业以来养成的“抠细节”习惯：翻遍所有的转账凭证，标记下每一笔款项的接收时间、去向和未用于个人消费的证据，以此为支撑梳理出行为的非主动性。

回到这起1500万诈骗案，他先提交了调取B与C的通话记录申请，虽未得到回复，却在案卷材料里找到了B未参与资金报销的银行流水佐证。他把这份流水打印出来，用红笔圈出五笔报销款的收款账户与公司账户的对应关系，证明B只是按要求提供虚假材料，未实际占有涉案资金。

他还梳理了B的认罪认罚态度，以及公司主动退缴1500万赃款、云南省财政厅出具谅解书的材料，把这些细节串联成完整的辩护逻辑：即使主犯未到案，也能通过现有证据认定B的从犯地位，进而适用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法院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认定B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在法庭宣判的那天，张天昌在庭审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窗外的昆明盘龙区北京路依旧车流不息，他想起自己执业理念里的那句话——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一个案件都尽最大努力做出效果。对于他而言，这效果不仅是刑期的调整，更是在主犯缺席的情况下，守住了从犯认定的法律边界，也为B争取到了重回社会的可能。他常说，法律的弹性从来不是无边界的让步，而是在每一个被拆分的细节里，守住当事人最该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