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团伙底层业务员获重刑风险，律师辨明从犯属性争取下限量刑

往回追溯，这起矛盾的最初起点，是境外多窝点诈骗团伙的搭建与运营。相关人员先后在境外两处地点搭建三套虚假投资平台，以直播间荐股、虚拟货币投资为诱饵，用吸粉、诱导入金、操控后台关闭提现的固定模式实施诈骗，逐步搭建起分工明确的多层级犯罪架构。这名底层业务员作为团伙的普通成员，先后参与了三处境外窝点的全部诈骗盘口，日常仅负责在微信群里伪装成股民引流被害人，全程没有参与平台策划、资金操盘、赃款分取的决策环节，前后累计领取的底薪加提成违法所得为十二万元。从整个团伙的层级划分来看，他的行为仅属于整个诈骗链条里的辅助性工作，并不处于核心决策位置。

后续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这名业务员没有主动投案的情节，到案后完整坦白了全部涉案事实，也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但全案的涉案金额已达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且同案其他人员情况参差不齐，部分人员此前因同类诈骗被判过缓刑，本次属于漏罪需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其余被告人里有的存在退赔情节，有的有自首情节，不同人员的量刑梯度本身就差异较大。按照对应的法律规则，针对全案的情况，公诉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里，这名底层人员的量刑区间为四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没有额外从轻情节支撑的情况下，最终刑期很可能落在区间中段甚至更高的位置。

当事人在这个阶段意识到仅凭自身对法律规则的了解，很难厘清团伙层级对应的权责边界，也无法清晰梳理出全部可以主张的从轻情节，于是委托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孙玉蕾律师担任一审辩护人。

山东聊城市孙玉蕾律师接收委托后，首先着手完整阅卷梳理全案所有层级的证据，逐一核对出入境记录、窝点话术、工资提成表、被害人流水、同案供述等材料，从零散的证据里逐步区分开集团主管、组长、普通业务员的不同权责边界，精准锁定当事人仅为底层业务员、只从事引流辅助工作的核心事实，确认其属于次要辅助从犯的关键属性。之后孙玉蕾律师多次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逐一核对他参与的窝点情况、提成金额、具体作案分工，释明坦白、认罪认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对应的从轻法律后果，稳定当事人配合司法机关的态度，避免其出现认知偏差影响后续程序推进。

在核对完全部事实与证据后，孙玉蕾律师整合出多重法定从轻的核心辩点，分别围绕当事人仅为底层业务员，无策划、操盘、分赃决策权，属于次要辅助从犯；到案后全面如实供述全部团伙架构、作案流程、同案人员信息，构成坦白；自愿认罪认罚，愿意全额退缴十二万元违法所得这三个方向梳理出完整的辩护逻辑，请求法庭在公诉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区间内从轻下档判处。庭审过程中，孙玉蕾律师规范发表从轻辩护意见，当庭清晰区分主犯与从犯的不同权责，客观对比有自首、退赔情节的同案人员的量刑梯度，请求法院充分考量底层业务员被动参与、获利有限、坦白悔罪的实际情节，适度降低刑期。整个代理过程里，孙玉蕾律师还全程向当事人告知刑期折抵、罚金、违法所得追缴、上诉等全部法律后果，保障当事人完整的诉讼知情权。

回到当下的判决结果，法院最终完整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全案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全部被告人认定为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同时区分自首、坦白、退赔、有无缓刑漏罪等不同情节划定对应的量刑梯度，当事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已经处于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区间下限，在当事人无自首情节、参与多处窝点作案、涉案集团总金额特别巨大的不利背景下，实现了该情节下的合理最优量刑。判决同时明确，当事人的十二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用于退赔对应的被害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也依法予以刑期折抵。整个处理过程没有脱离既有的案件事实与法律框架，通过对全案事实的细致梳理和从轻情节的充分挖掘，在多重累积的不利局面里，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最轻处理结果，也厘清了后续涉案财物处置、刑期执行的全部规则，避免后续产生额外的执行层面法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