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本地刑事辩护律师李建华近日办结一起涉案人员多达13人的“跑分”团伙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当事人作为团伙首要组织者,同时具备两次盗窃前科构成累犯的法定从重情节,在公诉机关指控百万级涉案流水、建议从重量刑的不利前提下,经李建华律师全流程证据核查与分层辩护,最终涉案金额被大幅核减,法院作出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的从轻判决,在法定累犯从重的框架下为当事人争取到合理量刑区间。
2023年,都江堰警方打掉一个跨省“跑分”涉案团伙,该团伙通过雇佣人员持多张银行卡转移涉诈赃款,涉案人员共计13名。本案当事人周某系该团伙首要组织者,到案后公安机关初步固定团伙多笔涉案转账流水,后续公诉机关起诉时将四笔共计数十万元的资金全部认定为涉诈赃款,核算团伙总流水超百万元,同时明确标注周某存在两次盗窃前科,本次犯罪构成累犯,建议法庭对其从重处罚。
周某家属在审查起诉阶段临近尾声时找到李建华律师,此时全案卷宗材料多达数千页,多名同案被告人已经陆续委托辩护人,案件很快将进入合并审理环节,留给辩护方梳理细节的时间十分紧张。周某当时已经处于羁押状态,家属对后续可能面临的重判结果极度焦虑。
接手案件时,该案面临的不利条件集中凸显,多重辩护障碍叠加:
首先是证据体量极大甄别难度高。13名被告人对应的银行流水、被害人笔录、辨认材料、抓捕书证、电子数据堆砌成数千页卷宗,公诉机关直接将四笔关联转账全部计入涉诈流水,未单独列明每一笔资金对应的完整印证链条,常规粗略阅卷根本无法发现细节漏洞。
其次是法定从重情节的刚性约束。当事人周某系团伙第一主犯,同时属于累犯,依照刑法规定必须从重处罚,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原本就处于高位,辩护方想要争取从轻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再者是多人合并庭审的沟通难度极高。13名被告人对应十余名辩护人参与庭审,流程冗长、证据质证环节极容易出现观点杂乱的情况,辩护意见如果不够清晰聚焦,很容易被合议庭在海量信息中忽略,无法传递核心辩护主张。
最后是罪责认定过于泛化。公诉机关将团伙全部跑分操作、资金流转的责任全部归责于周某,认定其全程统筹所有环节,未区分组织行为与现场操作行为的边界,直接将全部涉案流水的不利后果推定由周某一人承担。
作为中山大学法学专业毕业、2018年起在都江堰本地执业的主办律师,李建华凭借多年办理涉财产类团伙犯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没有选择常规的泛泛量刑辩护,而是确定了“从证据根基处拆解涉案金额”的核心代理方向:
他用整整一周时间逐页核对全部卷宗材料,把每一笔涉诈转账对应的被害人签字笔录、卡主辨认记录、抓捕时间节点、涉案车辆物证逐一交叉比对,最终梳理出三处无法闭合的证据瑕疵:其中两笔资金对应的被害人询问笔录,既没有被害人本人签字,也没有两名侦查人员的签字,证据形式完全不符合法定要求;第三笔指控的转账发生时间,恰恰是团伙全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的时点,客观上不存在人员操作转账的可能性;另有一份笔录记载的作案车辆型号,和在案扣押的车辆实物信息完全不匹配,证据链存在明显断层。
固定下这些证据瑕疵后,李建华没有停留在单一的金额核减诉求上,又结合全案的人员分工、获利分配、作业记录材料,向法庭客观厘清周某的行为边界:周某仅负责对接上游客源和统筹人员邀约,具体的接卡、现场转账、POS机操作等跑分执行环节,均由其他同案被告人独立完成,不能将团伙所有操作行为的责任全部归于周某一人。
同时他全程跟进周某的认罪认罚状态,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多次会见,引导周某如实供述全部团伙组建、获利分成等核心事实,没有任何隐瞒翻供情形,完整固定坦白的法定从宽情节,结合自愿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形成完整的从轻情节证据链,专门针对累犯从重的法定情节,清晰论证两大从轻情节足以平衡从重评价的辩护逻辑。
考虑到13人同庭审理的特殊情况,李建华特意将质证意见和量刑辩护意见分开整理成独立的书面文书,质证阶段仅客观陈述证据瑕疵主张核减金额,不提出无事实依据的无罪抗辩;量刑阶段分层列明分工边界、坦白、认罪认罚三个从轻辩护维度,避免冗余表述,确保合议庭能够快速抓取核心辩护观点。此外他还专门梳理全案扣押财物清单,区分周某日常自用通讯手机和专门用于团伙联络的作案手机,针对涉案财物处置单独发表意见,避免无关个人财产被不当没收。
都江堰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李建华律师的质证意见,依法剔除两笔不符合证据要求的涉案赃款认定,大幅下调涉案总金额,结合当事人坦白、自愿认罪认罚情节,最终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认定专门用于作案的手机依法没收,未退缴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本案裁判结论仅针对个案,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获得相同结果。
作为常年深耕成都都江堰地区刑事辩护领域、执业多年累计承办300余件各类案件的主办律师,李建华在该案办结后表示,当前“跑分”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中,普遍存在流水直接累加推定涉案金额的办案倾向,很多办案机关默认只要是团伙关联账户的走账全部计入犯罪数额,恰恰忽略了每一笔流水都必须有对应的完整证据链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法律不是高悬于头顶的利剑,而是温暖于心底的明灯。”李建华强调,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从来不是靠空泛的情理博取同情,而是要沉下心在数千页卷宗里抠细节、找断点,用实打实的证据瑕疵推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指控。同时刑事辩护必须守住底线,不能为了迎合当事人诉求做脱离事实的无效抗辩,在法定的量刑框架内,精准锚定从轻情节的适用规则,才能在累犯、主犯这类多重从重的不利前提下,为当事人争取到公平合理的处理结果。他也提示,不要参与任何银行卡转账“跑分”类活动,此类行为轻则面临行政处罚,重则构成刑事犯罪留下案底,影响自身及近亲属后续政审、就业等多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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