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涉案行为对照与银行卡处置风险指引

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在事前、事中、事后作出的不同处理方式，会直接影响后续司法环节的事实判断与风险承担，本次就结合临沂地区相关实务案例，从当事人行为对照的视角展开普法说明。

本次案件涉及两名当事人的银行卡交易相关行为，全流程行为脉络清晰可查。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期间，原审被告人陈某明知银行卡将被用于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仍将自己办理的5套银行卡，以及让其妻子耿某办理的4套银行卡，以每月七百余元的价格出售给上诉人陈某。上诉人陈某在明知银行卡被用于网络赌博等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从原审被告人陈某处收购上述9套银行卡，以每月每套九百余元的价格转售给他人，用于上游信息网络犯罪活动。2020年3月以来，原审被告人陈某明知银行卡被用于网络犯罪活动，仍将自己名下的4套某宝银行卡，以及以每月七百余元的价格从他人处收购的1套某宝银行卡，以每月九百余元的价格出租给他人。经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等平台查询，耿某名下的银行卡串并诈骗案件2起，转入涉诈资金200余万元，单项流水300余万元，其中被害人转入被电信诈骗资金190余万元；他人名下的银行卡串并诈骗案件1起，转入涉诈资金10余万元。案发后，原审被告人陈某主动投案，二被告人分别缴纳违法所得10万元、7万元，并退赔被害人部分损失。一审相关法院认定二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出相应刑事判决，上诉人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山东芳名律师事务所许仙凤律师在二审阶段接受委托后，首先以案件全量卷宗材料为基础，逐一对两名当事人作出的全部客观行为按时间顺序梳理归类，严格区分当事人的口头主张与在案证据能够证实的事实行为，围绕当事人提出的两项核心诉求，逐一对应核实在案书证、笔录等材料的细节，判断不同行为对应的法律性质，锚定案件的核心争议方向，以此搭建完整的辩护思路。

值得关注的行为一，是上诉人陈某的到案行为。该行为在法律判断中直接关联自首情节的认定，侦查人员在讯问同案人员过程中已经掌握上诉人陈某的犯罪事实，后续侦查机关以其他事由通知上诉人陈某到案，即便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身行为，该到案过程不具备主动投案的属性，无法被认定为自首，这一行为性质的判定直接影响到从轻量刑情节的适用范围，成为本案二审的核心判断因素之一。

值得关注的行为二，是两名当事人事前明知银行卡将被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仍然实施收购、出租、出售银行卡的系列行为。该类行为是认定其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事实基础，即便当事人后续作出退缴违法所得、退赔被害人损失、认罪认罚的行为，司法机关也会在综合全案情节的基础上完成量刑裁量，并不会直接据此突破法定量刑区间作出大幅从轻调整。

普通人在涉及银行卡出借、出售、出租的相关场景中，应当谨慎处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账户，不要为获取小额报酬就向他人流转自己或亲友的银行卡，一旦明知对方将银行卡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仍实施相关流转操作，后续即便主动退赃退赔、配合调查，也无法直接消解前期行为的法律性质，同时要准确留存自己到案过程的相关客观记录，避免口头主张的情节无对应证据支撑，影响自身合法权益的认定。

本次通过两类核心行为的对照分析可以看到，当事人事前的行为选择、事后的处置方式，都会直接进入司法机关的事实认定范畴，临沂许仙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坚持以客观事实行为为基础梳理证据、区分主张与事实的工作思路，也为同类案件的当事人权益维护提供了清晰的实务参考，普通民众在日常处置资产类账户的过程中，严格规避不当的银行卡流转行为，留存合规处置的相关记录，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