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虚开增值税专票自行协商证据补全获从轻处罚

做科技类小生意的老徐，20xx年冬天被警方带走的时候，家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

他们第一反应是托相熟的同行打听，想先联系开票的两家公司私下补开证明，说清楚双方其实有过零散供货往来，不算完全无中生有的交易，跑了两三趟，拿回来几张没签字没盖公章的手写说明，交到办案机关之后才知道，这些材料根本不具备效力，反而打乱了原本已经固定的自述节奏。

陈晓伟律师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先赶去看守所会见了老徐。

当时老徐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一直觉得自己平时做研发有不少零散的电子元器件采购，很多小商户开不出票，才找了同行介绍的公司“代开”，自己没想着要骗国家的税款，算不上多大的事儿。陈晓伟律师顺着他的表述，一点点核对他经营期间的全部采购记录、库存台账、转账流水，把每一笔对应到涉案的141份发票里，哪些有对应的实际货物交付痕迹，哪些只有资金空转，逐一标记出来。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陈晓伟律师先梳理了目前在案的证据缺口，当时老徐这边已经补缴了全部185万余元的抵扣税款，家属之前私下补的那些零散材料用不上，得重新整理合规的证据材料提交。

家属一开始还在问，要不要再去找之前的合作方重新走一遍交易流程补全合同，陈晓伟律师提醒他们，这时候再补后补的交易文件，反而可能被认定为伪造证据，反而影响后续认罪认罚的认定，先把已有的真实经营材料整理清楚就行。

很多企业经营者碰到这类涉税刑事风险，第一反应是自行和涉案的上下游协商，想靠“补关系”“补材料”把事情抹平，踩的第一个坑就是，私下协商出来的材料没有符合法定形式的签章，也没法和在案的其他流水、笔录证据对应，不仅起不到佐证作用，反而可能让办案机关对当事人的主观态度产生误判。

陈晓伟律师早年撰写过《想说无罪不容易》，收录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事案例合集中，这类经济类刑事案子，很多时候不是靠生硬的观点对抗，而是把当事人没意识到的、已经客观存在的从轻情节，逐一从零散的材料里梳理出来。

这个案子移送到检察院之后，陈晓伟律师结合已经整理好的经营台账，提交了辩护意见，首先明确当事人经营的公司确实有持续的实际研发、采购业务，找第三方开票的初衷，是填补零散采购无法取得进项票的缺口，并非完全无真实经营的“暴力虚开”。

同时他也没刻意回避涉案发票对应的双方确实没有直接真实交易的客观事实，没有强行做无罪辩护，而是把全部涉案税款已经全额补缴、国家税款损失实际已经填补的情节，结合当事人到案之后始终如实供述的表现，重点向承办机关说明。

之前家属私下协商的时候，甚至想过把补缴税款的凭证藏一部分，怕显得涉案金额太高，陈晓伟律师明确告知他们，全额补缴税款是影响量刑的重要情节，故意隐瞒反而会错失从轻认定的机会，引导他们主动把补缴的全部票据合规提交。

后来开庭的时候，法庭查明，涉案的14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交易，确实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抵扣的税额高达180余万元，已经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此前提出的“有货代开”不具备骗税主观目的意见，法庭没有采纳，但已经确认的初犯、如实供述、全额补缴税款、认罪认罚的情节，全部被纳入量刑考量范围。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老徐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五万元。

不少北京的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日常经营里常碰到进项票不足的问题，碰上游说可以“代开专票”的中间人，觉得自己有实际生意，找点票抵成本不算违法，真的走到刑事程序里，第一时间又想着自己私下找关系摆平，耽误了梳理主要证据的最佳节点。

陈晓伟律师是央视12套《我是大律师》节目首批嘉宾，多次就这类企业常见的刑事法律风险接受媒体采访，他经手的不少涉税类刑事案件里，当事人踩的坑几乎都不是事实本身有多复杂，而是事发后第一时间的自行处置动作，反而模糊了原本清晰的从轻情节。

这个案子办结之后，老徐的家属特意把之前准备私下找关系的那些手写材料全部销毁了，他们后来才明白，碰到刑事程序启动，先别急着自行找涉案方私下协商补材料，先固定好自己手里已有的全部客观经营记录，不要随意改动已经形成的流水、台账，不然只会给后续的辩护增加不必要的障碍。

陈晓伟律师目前是朝阳区律师协会企业合规建设研究会委员，日常主要办理刑事犯罪辩护、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以及企业合规相关业务，执业多年来，始终习惯从当事人的实际经营场景出发，不刻意追求不切实际的辩护效果，而是结合在案全部证据，梳理出符合案件客观情况的辩护方向，帮当事人把能争取的合法情节，都落到司法程序的认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