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核对卷宗笔录的间隙,17岁的小宇攥着校服衣角反复追问,自己明明没进金店碰赃物,为什么要和其他到现场的同伴担一样的盗窃罪责任。
紧急梳理量刑情节
当事人家属找到律所时,距不公开开庭审理只剩12天,此前他们已经咨询过三位业内人士,得到的普遍预判是涉案8万余元的盗窃数额,即便有未成年情节量刑也不会低于两年。安伟廷是甘肃羲秦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拥有山东师范大学法学学士的专业背景,此前办理过30余件不含法援的刑事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的流程节点熟稔于心,他第一时间安排了跨所内绿色通道的会见,带着印制好的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告知清单见到了守在看守所的小宇。他早年有过体制内和销售行业的多重从业经历,沟通时没有生硬的法条堆砌,先听懂了小宇始终没说出口的顾虑:怕留下案底之后没法继续读中职的汽修专业。
安伟廷律师把两百多页卷宗拆成了作案动线、供述笔录、涉案赃物三条独立的证据线,逐页标注小宇的参与时段:第一起外地手机店的盗窃他全程没参与,第二起金店作案他只在百米外的出租屋发了两条视频通话确认同伴位置,全程没有触碰撬锁工具、没有接触被盗金饰、也没有参与后续的销赃分赃。他结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从犯的认定规则,把未成年身份、主动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家属全额退赃拿到被害人书面谅解这四项情节,逐一对应到具体法条,没有笼统堆砌从轻诉求,而是向法庭明确说明,小宇的认知水平受年龄限制,只是出于朋友义气帮忙望风式的远程协助,犯罪作用明显次于直接实施盗窃的同案人员。他还特意调取了小宇在校的表现证明,结合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补充了辩护意见,避免法庭把团伙的全部犯罪后果不加区分地归责到每一名未成年被告人身上。
庭审的细节博弈
不公开开庭的庭审现场,控方最初的量刑建议是两年四个月,认为远程协助属于共同犯罪不可或缺的环节,不应当认定为从犯。承办律师当庭出示了三人的聊天时间戳记录,证实小宇发起视频通话的时段,盗窃行为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他的协助行为没有为同案人员的撬锁、转移赃物提供实质帮助,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层面的关键助力。他还特意当庭说明,小宇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时,还没等民警出示传唤文书就完整交代了全部参与过程,自首情节的自愿性和彻底性都符合法定从轻的适用标准,不属于被动归案后才补做的供述。
少年司法的边界落点
最终法院完整采纳了全部辩护意见,认定小宇构成盗窃罪,同时认定其系未成年人、自首、共同犯罪从犯,结合赔偿谅解、认罪认罚情节,一审判处小宇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四千元,是四名同案人员中量刑最轻的。小宇拿到判决书的那天,家属特意带了他的汽修专业实训奖状送到律所,说孩子的学籍还能保留,再过半年就能回到学校继续上学。很多人办未成年刑事案件只盯着刑期数字,却忽略了案件背后是一个还没定型的少年的人生轨迹,每一个细碎的法定从轻情节,都是给误入歧途的孩子留的一扇往回走的门,这恰恰也契合他始终秉持的执业准则,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律师办理这类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案件,从来不是单纯的刑期数字博弈,而是在法律框架内,为认知尚未成熟的当事人争取到既能体现惩戒力度,又能留存改过自新空间的司法结果,避免一次失足就彻底折断少年本该拥有的人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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