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辩护词无罪的内容是什么？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辩护词和代理词有什么异同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辩护词和代理词的相同：辩护人和代理人都是为了维护各自委托人利益而参加到诉讼中，都与案件处理后果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辩护词和代理词的不同：刑事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授权或的依法指定，而刑事代理人参加诉讼只能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授权。
《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刑事辩护的基本内容有什么问题解答如下, 刑事辩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辩护权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一般包含：
(1)陈述权。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给予其陈述和辩解的机会。
(2)诘问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庭审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
(3)调查证据申请权。刑事被告人可以申请调取证据并申请传唤证人、鉴定人还有权请求与其他被告对质。
(4)辩论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就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就证据的证明力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
(5)选任辩护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任辩护人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进行辩护。
(6)救济权。刑事被告人不服的判决或裁定，有权获得救济。
(7)回避申请权。为了避免有回避原因的司法人员不回避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赋予被告人回避申请权，以资补救。
第
二、辩护的种类和方式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罪辩护词可以从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有自首情节如实供述罪行方面入手，强调被告方有悔过态度，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列举该事件中对我方当事人有利的细节，最后进行总结。
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案件基本情况、辩护意见、法律适用以及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拜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
一、辩护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居住地址、电话等等的信息。
二、辩护事项：请求贵院看在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且有悔过行为，如实供述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三、事实与理由：写明事情发生经过，并注明相关的法律依据。
四、总结。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故意伤害罪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合议庭：
　　人世间最痛惜的事情，莫过于生命的逝去。在今天的法庭上，辩护人对被告人与受害人因领里纠纷处理不当而导致本案的发生深表痛惜，对在该起事件中不幸离世的段某1先生以及身受重伤的段某2先生深表同情。还望逝者安息，生者如斯!
　　本案辩护人对书指控被告人马某某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以及定性不持异议，但根据全案的证据材料以及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存在着如下法定或者酌定的减轻情节。具体如下：
一、被告人马某某犯罪动机单纯，主观恶性较浅。
(一)被告人的犯罪动机。
　　根据卷宗材料以及方才的庭审调查....由此可见，被告人马某某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轻，人身危险性相对也较小。
(二)被告人犯罪故意的内容。
　　马某某不仅没有追求或者放任伤亡结果的发生，而且是刻意地阻止着、回避着伤亡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认定马某某主观故意内容，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1、被告人马某某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2、参与案件的起因。
3、使用工具的方式。
4、被告人打击的部位。
二、被告人马某某的行为，并未直接造成客观上的损害结果。
三、本案发生系领里纠纷引起，且受害人有一定程度上的过错。
四、被告人马某某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在本案中系从犯，其次要作用。关于此点，《书》是予以认可的，控辩双方无争议，故辩护人不做累述，望法庭量刑时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马某某认罪态度诚恳，悔罪表现明显。
六、被告人马某某系初犯、偶犯，无违法犯罪前科，其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
七、对被告人马某某生活环境的分析。
　　所以，结合上述种种法定或酌定的情节，望法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对马某某量刑时，可考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使用缓刑。
　　审判长，审判员，以上意见，敬呈法庭，望合议庭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仅此为盼!
　　辩护人：某律师事务所
　　王某律师
　　年月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需要依据犯罪情节拟写，不存在适用所有单位行贿罪的辩护词。如果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那么家属应尽快携拘留通知书当面咨询律师，由律师携委托手续会见涉案人员，了解案情后到侦查机关、等阅卷，掌握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了解的意见等信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刑罚，需要根据会见、阅卷、与办案人员沟通后的结论来进行预估。在全面了解案情后，确定辩护方向，选择进行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从而让犯罪嫌疑人摆脱刑罚或取得从轻、减轻刑罚的成果。如有需要请来电咨询或面谈。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辩护词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违法发放贷款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王伟近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上诉人王伟的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履行辩护人的职责。辩护人经过会见、阅卷，认真地研读了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2006)西刑二初字第1123号刑事判决书及相关的诉讼材料之后，对本案的事实以及判决书存在的问题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损失
(一)判决书认定电工公司贷款损失数额错误。
判决书认定，至今尚有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648
3.396万元贷款逾期无法追回。辩护人经核对并咨询专业人士后认为，该数额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庭调取的“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分户账”证实：
1、截止2003年3月21日，电工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648
3.396万元。
2、2003年3月28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20万元，该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21日到期)。
3、2003年3月31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1500万元，该笔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25日到期)。
4、2003年4月21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500万元，该笔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25日到期)。
5、2003年4月21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893万元，该笔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31日到期)。
基于上述事实，电工公司已经将四笔自有资金共计2913万元用于偿还王伟在间所发放贷款。故，该款项应当从电工公司逾期未归还贷款中扣除。
(二)判决书认定王伟任内的电工公司贷款648
3.396万元为“逾期无法收回”，没有事实依据。
1、根据一审法庭调取的“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分户账”证实：王伟在2003年3月21日被免职时，该公司的贷款余额为648
3.396万元。但没有一笔是到期未还的贷款;最早到期的一笔贷款期日是2003年3月25日。“逾期”之说没有事实依据。
2、给电工公司的贷款是贸易贷款，实行的是全程跟踪的封闭管理。2003年元月到3月14日，该公司贷款22笔，还款23笔，说明该项贷款实行封闭管理有效，也说明该公司的铜材贸易活动很活跃、正常。该贷款符合符合人民银行认定正常贷款的四项条件，属于正常贷款。王伟离任之后，该公司还先后四次归还其任内贷款2913万元。
3、信用社继任领导认定电工公司经常正常后，是按照正常贷款对待的，于3月24日分三笔给该公司新增贷款1400万元，3月28日分二笔贷款3000万元。4月29日和该公司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增加担保单位，并经公证处公证后，分十五笔以借新还旧的办法将4月29日前所有未还贷款5000万元，全部还清。其中包括王伟任内3570万元(3月14日起息，7月14日到期的1700万元也在内)。6月23日以“流动”为用途，贷款11笔3300万元。根据账户记载，继任领导先后共给该公司新增贷款共计10700万元。这些事实证明：继任领导对电工公司的贷款，是按照正常贷款对待的。根据《2003年检查表》中“信用社基本情况表”显示，2003年度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仍然属于“正常贷款”。
4、继任领导申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000万元贷款，是2003年4月29日的借款。应该指出的是，该公司的贷款在2003年内，是正常贷款，在继任领导内，不断增加新贷款的情况下，经过近一年时间才变成逾期贷款。如果认定为损失，也是信用社继任领导内的经营风险，其责任应由继任者承担。
(三)电工公司借新还旧欠款5000万元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并查封有足额财产，损失处于不确定状态，损害结果不能确定。
2004年元月，信用社申请省执行电工公司等多家被执行人。依法查封了31套房产和价值482
4.94万元的固定资产，信用社的5000万元资金安全已经得到了保障。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贷款管理制度，其中不仅包含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更重要的是威胁到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因而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包括法律手段，能使金融机构收回贷款，或使其拥有与贷款金额相应的财产权利，则其资金安全就不能认为受到威胁。换言之，就不能认定对金融机构已“造成较大损失”。
因此，辩护人认为信用社资金损失还处于不确定状态或者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能够追回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给王伟定罪处刑与法相悖。
二、关于冯平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贷款
判决书认定，陕西建功公司的《兼并协议》“系无效协议，没有法律效力”。辩护人认为，兼并协议是企业法人之间吸收式的合并，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并未损害国家或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反而使信用社贷款的归还有了更多的保障。企业法人的合并不是债务的转让，不需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因此，兼并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陕西建功公司已经成为三家公司贷款的还款责任人，信用社应当积极向该公司主张权利以减少损失。
三、关于王伟违法发放贷款的主观方面
1、王伟发放贷款的业务模式，信用联社是知道并允许的。王伟担任信用社主任时，该社是一个亏损300多万元、存款余额仅3000多万元的亏损单位。上任之初，信用联社就给王伟下达了当年消灭全部亏损的任务。而信用社和各家国有专业银行相比是一个弱者，在任务的重压下王伟不得不采取有异于常规的存贷款经营模式—全程跟踪的封闭管理。信用联社对此在资金和业务管理上都给予支持和认可，长期借给3000万资金，在工作检查中，每个月各业务科室(财务、信贷、稽核)业务检查也予以默许。
2、王伟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按照刑法理论，违法发放贷款罪行为人主观方面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从主观方面对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的认识与意志因素来看，行为人既可能是明知违法而为之，也可能是工作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为之。而本案中，王伟是由于对自己采取的封闭管理模式和对冯平的过于自信，才导致贷款损失的后果。王伟并非故意违法发放贷款，其主观罪过较轻。
3、王伟一贯的表现良好，从未谋私利。王伟在担任信用社主任两年多的内，在可用资金不到一个亿的情况下，给信用社带来近千万元的收入，到2003年一季度离任时，实现利息收入300万元，各类存款余额3亿多元，盈利70多万元。尽
管王伟违法违规发放大量贷款，但其主观上是为信用社获取更多的利润，个人并没有收取任何好处或私利。
四、关于本案量刑的建议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一、如前所述，一审判决遗漏了信用社自王伟离任后继续向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贷款10700万元，从而造成现有贷款余额7018万元未能归还的客观事实，这一损失的造成并非王伟所为，与王伟在内发放贷款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王伟主观恶性不大。王伟在信用联社任务和工作压力下，为了增加信用社的利润而对其所实施的封闭管理模式过于自信，而造成贷款损失。王伟有别于那些不顾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金融蛀虫。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故意伤害罪无罪辩护词问题解答如下, 故意伤害罪
　　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合议庭：
　　人世间最痛惜的事情，莫过于生命的逝去。在今天的法庭上，辩护人对被告人与受害人因领里纠纷处理不当而导致本案的发生深表痛惜，对在该起事件中不幸离世的段某1先生以及身受重伤的段某2先生深表同情。还望逝者安息，生者如斯!
　　本案辩护人对书指控被告人马某某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以及定性不持异议，但根据全案的证据材料以及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存在着如下法定或者酌定的减轻情节。具体如下：
一、被告人马某某犯罪动机单纯，主观恶性较浅。
(一)被告人的犯罪动机。
　　根据卷宗材料以及方才的庭审调查....由此可见，被告人马某某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轻，人身危险性相对也较小。
(二)被告人犯罪故意的内容。
　　马某某不仅没有追求或者放任伤亡结果的发生，而且是刻意地阻止着、回避着伤亡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认定马某某主观故意内容，应从以下几点考虑：
1、被告人马某某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2、参与案件的起因。
3、使用工具的方式。
4、被告人打击的部位。
二、被告人马某某的行为，并未直接造成客观上的损害结果。
三、本案发生系领里纠纷引起，且受害人有一定程度上的过错。
四、被告人马某某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在本案中系从犯，其次要作用。关于此点，《书》是予以认可的，控辩双方无争议，故辩护人不做累述，望法庭量刑时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马某某认罪态度诚恳，悔罪表现明显。
六、被告人马某某系初犯、偶犯，无违法犯罪前科，其一贯表现良好，遵纪守法。
七、对被告人马某某生活环境的分析。
　　所以，结合上述种种法定或酌定的情节，望法庭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对马某某量刑时，可考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使用缓刑。
　　审判长，审判员，以上意见，敬呈法庭，望合议庭评议时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纳，仅此为盼!
　　辩护人：甘肃英之剑律师事务所
　　王勇律师
　　年月日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以供采纳。
一、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意义的枪支的法定必备条件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依据法律规定，刑法定义上的枪支要具有两个特征
1、具有法定的枪支结构，
2、具有法定的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二者必备，不能割裂。
二、张某所持有的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张海持有的是玩具，不是凶器。
一审判决认为：“该签定书既描述了枪支的主要特征，也明确了被鉴定枪支符合枪支结构，即表明被鉴定枪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意义上的枪支，是“真枪”，而不是“”。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
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
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2020)长公刑技痕迹字第095号长沙市公安局行事科学技术
枪支鉴定书是本案是否构成刑法定义上枪支的法定证据，也是该鉴定书的结论为：经鉴定，其中13支枪具备以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结构。但是，没有认定具有“足以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
据此，可以证实，张海的不存在刑法定义上的社会危害
性，因此不适用刑法处罚。
一审判决称，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死亡或者丧
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判决书割裂枪支管理法46条，只谈结构，不谈社会危害性。
辩护人认为，本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不是分析鉴定书是否正确，
而是要根据这份鉴定书中张某的“枪”没有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的无罪认定，宣告被告无罪。判决书不应想当然的以所谓当然要件，无须证据。凭推理就轻率定罪处刑。
三、执法者不应支解法律故入人罪
一审判决把司法解释中“其他非军用枪支”不受枪支管理法第46条之界定即非军用枪支违背了最高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司法解释是在法律范围内执行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否定、割裂枪支管理法第46条的解释。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回避了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真枪就必须具有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没有法定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定罪。
一审判决违背了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结论：一审判决有两个错误
1、把司法解释中的“其他非军用枪支”等同于“其他非军用枪支结构”。
2、把枪支结构和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两个要件割裂、支解枪支管理法46条，故入人罪。
四、审判长、审判员，一审判决书，令人惊讶，庄严的法律规定可以回避、支解，居然可以轻率判决，变无罪为有罪，致使一无辜青年，竟长期关押，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难道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的义务，竟大于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的神圣职责吗?
本辩护人建议上级依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客观事实，宣告被告无罪。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以供采纳。
一、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意义的枪支的法定必备条件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依据法律规定，刑法定义上的枪支要具有两个特征
1、具有法定的枪支结构，
2、具有法定的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二者必备，不能割裂。
二、张某所持有的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张海持有的是玩具，不是凶器。
一审判决认为：“该签定书既描述了枪支的主要特征，也明确了被鉴定枪支符合枪支结构，即表明被鉴定枪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意义上的枪支，是“真枪”，而不是“”。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
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
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2020)长公刑技痕迹字第095号长沙市公安局行事科学技术
枪支鉴定书是本案是否构成刑法定义上枪支的法定证据，也是该鉴定书的结论为：经鉴定，其中13支枪具备以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结构。但是，没有认定具有“足以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
据此，可以证实，张海的不存在刑法定义上的社会危害
性，因此不适用刑法处罚。
一审判决称，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死亡或者丧
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判决书割裂枪支管理法46条，只谈结构，不谈社会危害性。
辩护人认为，本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不是分析鉴定书是否正确，
而是要根据这份鉴定书中张某的“枪”没有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的无罪认定，宣告被告无罪。判决书不应想当然的以所谓当然要件，无须证据。凭推理就轻率定罪处刑。
三、执法者不应支解法律故入人罪
一审判决把司法解释中“其他非军用枪支”不受枪支管理法第46条之界定即非军用枪支违背了最高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司法解释是在法律范围内执行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否定、割裂枪支管理法第46条的解释。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回避了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真枪就必须具有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没有法定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定罪。
一审判决违背了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结论：一审判决有两个错误
1、把司法解释中的“其他非军用枪支”等同于“其他非军用枪支结构”。
2、把枪支结构和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两个要件割裂、支解枪支管理法46条，故入人罪。
四、审判长、审判员，一审判决书，令人惊讶，庄严的法律规定可以回避、支解，居然可以轻率判决，变无罪为有罪，致使一无辜青年，竟长期关押，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难道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的义务，竟大于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的神圣职责吗?
本辩护人建议上级依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客观事实，宣告被告无罪。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寻衅滋事的辩护词主要是以下内容：
首先、在此次案件中，被告人不具备寻衅滋事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其次、被告人随意殴打他人的主观恶性也不大；
第三、被告人是初犯，偶犯。
最后、请求依法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由被告人的父母进行严加管教。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辩护词的写法如下：
1、首先需要写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的基本信息、委托事项以及委托权限；
2、最重要的是要写明辩护意见以及法律依据；
3、最后写明致送、辩护人姓名、时间等。
《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以供采纳。
一、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意义的枪支的法定必备条件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最高人民《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依据法律规定，刑法定义上的枪支要具有两个特征
1、具有法定的枪支结构，
2、具有法定的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二者必备，不能割裂。
二、张某所持有的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张海持有的是玩具，不是凶器。
一审判决认为：“该签定书既描述了枪支的主要特征，也明确了被鉴定枪支符合枪支结构，即表明被鉴定枪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意义上的枪支，是“真枪”，而不是“”。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
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
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2020)长公刑技痕迹字第095号长沙市公安局行事科学技术
枪支鉴定书是本案是否构成刑法定义上枪支的法定证据，也是该鉴定书的结论为：经鉴定，其中13支枪具备以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结构。但是，没有认定具有“足以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
据此，可以证实，张海的不存在刑法定义上的社会危害
性，因此不适用刑法处罚。
一审判决称，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死亡或者丧
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判决书割裂枪支管理法46条，只谈结构，不谈社会危害性。
辩护人认为，本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不是分析鉴定书是否正确，
而是要根据这份鉴定书中张某的“枪”没有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的无罪认定，宣告被告无罪。判决书不应想当然的以所谓当然要件，无须证据。凭推理就轻率定罪处刑。
三、执法者不应支解法律故入人罪
一审判决把司法解释中“其他非军用枪支”不受枪支管理法第46条之界定即非军用枪支违背了最高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司法解释是在法律范围内执行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否定、割裂枪支管理法第46条的解释。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回避了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真枪就必须具有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没有法定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定罪。
一审判决违背了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结论：一审判决有两个错误
1、把司法解释中的“其他非军用枪支”等同于“其他非军用枪支结构”。
2、把枪支结构和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两个要件割裂、支解枪支管理法46条，故入人罪。
四、审判长、审判员，一审判决书，令人惊讶，庄严的法律规定可以回避、支解，居然可以轻率判决，变无罪为有罪，致使一无辜青年，竟长期关押，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难道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的义务，竟大于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的神圣职责吗?
本辩护人建议上级依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客观事实，宣告被告无罪。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拐卖儿童犯罪的辩护词内容：
拐骗儿童罪辩护词的具体内容有辩护人的相关信息、案件的基本情况、辩护人的法律依据、辩护人对案件审理的建议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等。
辩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该怎样写问题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要怎样写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以供采纳。
一、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意义的枪支的法定必备条件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
依据法律规定，刑法定义上的枪支要具有两个特征
1、具有法定的枪支结构，
2、具有法定的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二者必备，不能割裂。
二、张某所持有的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张海持有的是玩具，不是凶器。
一审判决认为：“该签定书既描述了枪支的主要特征，也明确了被鉴定枪支符合枪支结构，即表明被鉴定枪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意义上的枪支，是“真枪”，而不是“”。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
《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
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
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
(2020)长公刑技痕迹字第095号长沙市公安局行事科学技术
枪支鉴定书是本案是否构成刑法定义上枪支的法定证据，也是该鉴定书的结论为：经鉴定，其中13支枪具备以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结构。但是，没有认定具有“足以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
据此，可以证实，张海的不存在刑法定义上的社会危害
性，因此不适用刑法处罚。
一审判决称，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死亡或者丧
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判决书割裂枪支管理法46条，只谈结构，不谈社会危害性。
辩护人认为，本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不是分析鉴定书是否正确，
而是要根据这份鉴定书中张某的“枪”没有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的无罪认定，宣告被告无罪。判决书不应想当然的以所谓当然要件，无须证据。凭推理就轻率定罪处刑。
三、执法者不应支解法律故入人罪
一审判决把司法解释中“其他非军用枪支”不受枪支管理法第46条之界定即非军用枪支违背了最高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司法解释是在法律范围内执行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否定、割裂枪支管理法第46条的解释。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回避了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真枪就必须具有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没有法定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定罪。
一审判决违背了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结论：一审判决有两个错误
1、把司法解释中的“其他非军用枪支”等同于“其他非军用枪支结构”。
2、把枪支结构和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两个要件割裂、支解枪支管理法46条，故入人罪。
四、审判长、审判员，一审判决书，令人惊讶，庄严的法律规定可以回避、支解，居然可以轻率判决，变无罪为有罪，致使一无辜青年，竟长期关押，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难道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的义务，竟大于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的神圣职责吗?
本辩护人建议上级依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客观事实，宣告被告无罪。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贪污受贿罪辩护词应该怎么样写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