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离婚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有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不是本诉的当事人，无权对本诉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无请求权的第三人只是参加他人之间已开始的诉讼，在诉讼中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案件有无管辖权，是依据原、被告之间的诉讼而确定的，无请求权的第三人既非原告，又非被告，在诉讼中始终辅助一方当事人，并以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为转移。所以，无请求权的第三人也无权对受诉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综上，你作为第三人，无权对受诉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律师回复] 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

[律师回复] 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或受诉向其移送案件的对案件无管辖权时，而向受诉或受移送案件的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主张。管辖权异议申请程序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其时限即为15日。我们从前文的对管辖权异议主体、客体的分析，可知这一规定是不合理的。首先，从法条上看，它存在着逻辑性错误，因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包括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而只有被告才提交答辩状；其次，这一规定也缺乏灵活性。对此，应当针对不同的主体，制定变通的规定。有学者建议，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总体上规定当事人应当在案件审理之前或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管辖权异议，凡中途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可作特别规定，即他们在接到告知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正式通知后十日内提出。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1．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理模式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7条，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移送至有管辖权的，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这一规定，没有体现当事人在管辖权异议的审理当中有何权利。在实践中，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不须开庭审理，而是由单方面依据管辖规则进行审查。学者将这种由主导的处理管辖权异议的模式称为行政化模式，当事人缺乏参与管辖权异议解决的场合和机会，对此既不进行开庭审理，也不举行听证。行政化模式强调在解决管辖权异议中的权威作用，带有极强的行政程序的性质，漠视了当事人的诉权，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处理的结果影响甚微。 行政化处理模式根源于我国的司法传统，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模式，强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导地位，赋予了较大的职权；另一方面，在“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下，为尽快解决实体争议，对程序问题的处理往往采取简化模式，不重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行政化处理模式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容易造成对当事人诉权的损害。因此，这种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模式应予以改进。 参考国外经验，在当事人主义国家，如《联邦地区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3款规定：“对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对所有当事人都应提供合理机会。”第4款规定：“（）根据当事人申请进行听证并作出决定。”这种审查管辖权异议的模式，学者称之为附带诉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因当事人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被视为一种与本诉相连的附带诉讼，由运用诉讼程序去审理。 相较于我国的行政化模式，附带诉讼模式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在双方当事人参与的场合下，对管辖问题进行质证、辩论；其次，对程序问题运用诉讼程序解决，使程序正义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诉讼当中。因此，建议我国在审查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时也采取附带诉讼模式，当然，对管辖权异议的处理程序也要求简化和迅速，否则会影响本诉的审理。针对不同案件，设置灵活的审理模式，简单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可以在询问当事人后作出裁定；对于复杂的、关系到实体问题定性的管辖权异议案件，应开庭审理，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对于不服管辖权异议裁定的上诉案件，因其属于程序问题，不同于其他上诉案件，对其裁定的延迟，会带来对整个案件审理延迟的后果，应规定较短的审理期限。对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查范围由于我国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采取行政化的模式，在实践中引起另外一个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即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理论界存在着三种争议观点：一是只能进行形式审理，二是应当进行实体审理，三是折衷观点，以形式审理为主，实体审理为辅。管辖是由案件的纠纷性质决定的，对其性质的界定就成为异议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上，案件的性质总是与其内容相连的，单从表面审查，很难保证其准确性。但是，由于我国对异议审查的模式是行政化模式，在没有开庭审理、也不举行听证的情况下，缺少了当事人的参与，只能依据异议人提交的异议申请和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实体进行审理，其合法性自然会遭到质疑。一旦对实体有所裁判，即会被认为未审先裁，违反了诉讼程序。 对于简单的案件，只进行形式审理是可以判断其纠纷性质的，但是对于复杂的案件，只进行形式审理是不够的。比如在经济纠纷案件中，经常出现合同名称与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不符的情况，法官在审查异议的过程当中，便面临两难的境地，若不对合同权利义务进行审查，很难对合同进行准确定性，一旦依合同权利义务确定合同性质，又被认为程序违法。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对于当事人签订的虽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而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和的管辖权。依此，最高院的意见倾向于可以对实体进行审查。但是，理论上，由于管辖异议是程序问题，对实体问题的审理当然可以借以明确案件的管辖权，但却因此而“提前进入”了开庭审理阶段，违背了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倘若我们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采取附带诉讼模式，这个矛盾就可顺利解决了。开庭审理管辖权异议问题，在双方当事人的参与下，依照一般程序进行调查辩论，对与管辖权相关的实体问题进行质证认定，以实体内容推定管辖，既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又可防止发生对同一问题前后认定不一致的情况，使诉讼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管辖权异议成立时的处理对管辖权异议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即移送至有管辖权的，若有管辖权的为两个或以上时，则依职权迳行移送至其认为合适之。这种做法，遭到理论界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原告选择管辖的权利，也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肇始由原告发动的原理。对异议成立时的处理，也可纳入到附带诉讼模式中去，在询问当事人后再由作出决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对移送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则依管辖由原告选择的原则处理，采纳原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