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犯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律师回复] 您好 这个主要依据现在刑法的规定 请问咱们这边涉嫌什么罪名呢 具体到了什么阶段了呢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被害人是合法权益遭受不法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诉讼参与人之一。其诉讼地位，在自诉案件中是自诉人，处于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地位，享有诉讼当事人中原告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在公诉案件中，公诉人居原告地位，被害人不是诉讼当事人，只作为一般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但又享有比其他诉讼参与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2、受害人，是指民事案件中的“赔偿权利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
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律师回复] 实害犯是指以造成法定的实害结果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举动犯的区别:
1、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以故意杀人罪为例，行为人对被害人着手实施杀害行为后，只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才能构成犯罪既遂，如果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只能成立犯罪未遂。
2、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即不要求造成物质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结果，而是以行为的完成为标志，但这些行为并非一着手即告完成，而是有一个实行的过程，要达到一定程度。
比如，诬告陷害罪是行为犯，在行为人实行了诬告陷害行为的场合，即成立该罪的既遂，至于被诬陷人是否受到了刑事处分不是成立该罪既遂所必要的。再如绑架罪，只要实施了绑架行为，实际控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犯罪即告既遂，而不需要实际勒索到财物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
3、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比如，破坏交通工具罪，造成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的危险，就认为犯罪既遂。并不要求必须实际造成这些交通工具倾覆，才是犯罪既遂。
4、举动犯。也称为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
举动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存在既遂形态与预备形态及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如煽动分裂国家罪，即为举动犯，一着手实行煽动行为，即告既遂。
在我们的犯罪中，在我们的法律中有相关规定规定犯罪有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行为犯、危险犯、是害犯行为犯、举动犯了，所以实行故意伤害是实害犯。

[律师回复] 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实害犯；以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是危险犯。

[律师回复] 我们都知道共同故意犯罪行为人的法定分类有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那么过失共同犯罪中是否区分主犯、从犯?过失帮主犯、过失教唆犯犯能否成立?
在过失共同犯罪中应当区分主犯、从犯。一般来说在实施过失行为时处于领导支配地位，或者个人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为过失主犯。居于被领导被支配地位，或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较小作用的，应当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各行为人地位相当应当承担同等责任。[14]比如大兴安岭火灾有关领导就是过失主犯，林场工作人员就是过失从犯，区分主犯、从犯才能做到量刑中的客观公正，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过失共同犯罪中区分主犯、从犯是完全有必要的。
侯国云教授认为：“实行犯、教唆犯、帮主犯都可以成立共同过失犯罪。”[15]我认为教唆和帮助都应当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为前提，在所谓过失教唆、过失帮助的场合，教唆者和帮助者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起到银器、帮助其他行为人的客观作用，如果教唆者和帮助者本身没有故意是不能够成立教唆犯和帮主犯的，共同过失行为应该被限定为共同实行行为，即只有直接参与造成危害结果的人才能成立过失共同犯罪，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不应当包括在过失共同犯罪共同行为的内容中。

[律师回复] 实害犯与结果犯的区别有：
1、实害犯是指对侵害客体已发生实际损害的犯罪。结果犯是指犯罪行为必须造成犯罪构成要件所预定的危害结果的犯罪。
2、划分不同，结果犯依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所划分的犯罪类型，实害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必须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实际的损害，才构成既遂。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故意伤害罪共同犯罪的认定是怎样的 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构成共同犯罪要求既要在主观上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又要在客观上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刑法第25条第1款明确规定，共同犯罪必须是“共同故意”犯罪。“故意”当然是犯罪的故意;“共同”不仅有“相同”的含义，而且有“合意”的含义。 “共同故意”包括两个内容： (1) 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 (2) 各共犯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都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孤立地实施犯罪，而是在和他人一起共同犯罪。 相关知识：故意伤害罪共同犯罪的立法本意 共同犯罪在法律上被明确规定，其立法本意在于： 1、因各共犯者之间的共同谋划，相互分工配合，使得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远远超过多个单独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简单相加，共犯者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进一步加大。同时由于共犯形态与一般犯罪形态的差异，为有利的打击该类犯罪，实现刑法保护社会的功能，立法上对共同犯罪予以单独规定; 2、共同犯罪中各共犯者实施的行为未必完全相同，所起的作用和主观恶性不尽一致，为准确打击，不枉不纵，需在立法上对共同犯罪作出全面规定，如主、从犯的规定及对其量刑上的差异，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 故意伤害罪的定义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地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所谓伤害是指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通常表现为破坏人体组织的完整如断手指、挖眼睛等和破坏人体器官的正常机能如使人失去听觉、视觉、神经机能失常等。但这些伤害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如果是因正当防卫等合法行为而伤害他人身体的，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故意伤害罪的三种形态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被害预防所指的范围更局限于防范者个人、单位企业等，包括预防个人财物被侵害和个人生命安全被侵害两个方面，还包括其他公众群体个人对你所说问题的一点理解，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预防包括事前预防、事中预防和事后预防三个阶段，犯罪预防是被害预防的发展形态。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的早期形态。犯罪预防所指的范围则不仅局限于防范者个人，同时也是犯罪预防的重要内容。因此其范围要大于广于被害预防，供参考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律意见】 一、吸毒的个人预防 沾染毒品的诱因很多，预防吸毒的措施也很多，但归根结底，预防吸毒的关键还在于自己。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律自爱，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才能够切实保护自己，不被毒品所害。个人预防吸毒主要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构筑起抵御毒品侵袭的铜墙铁壁。 首先要加强对文化、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那些腐朽生活方式，努力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的理想。 其次，要不断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平衡能力和抗拒毒品诱惑的能力。要培养自己多方面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参加文明、高雅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第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摒弃吸烟、酗酒等恶习。特别是青少年，远离毒品，首先要远离烟酒。 二、怎样预防和干预复吸？ 由于导致复吸的原因十分复杂，预防和干预复吸的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个人的主观努力外，还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全民参与，共同努力，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取得防复吸工作事半功倍的成效。 （1）努力提高戒毒治疗水平 目前，全世界的戒毒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医疗戒治手段还不够成熟，戒毒治疗方法一般只能达到临时性戒毒脱瘾的目的，尚不能从心理上戒断毒瘾。我国的戒毒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顾及和重视到从深层次解决复吸的问题。因此，无论从对毒品所产生的巨大精神依赖的认识上，从医疗方法的研究上，从治疗重点的安排上，从戒毒措施的制定和配套上，以及对整个戒毒工作艰难程度的估计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致造成治疗工作脱节，戒毒者对毒品的精神依赖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今后，需要加强科学研究，调整医疗重点，改变医疗观念，将脱毒、康复及后续照管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对精神依赖的治疗效果。 （2）社会各部门密切配合，对戒毒者大力加强道德、科学、心理和卫生教育 戒毒难，主要体现在精神依赖，然而戒毒成功者却大有人在。预防复吸，戒毒者的毅力和意志品质极端重要。他们的毅力和意志品质从何而来，除个体差异外，主要来自社会。因此，教育、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要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大力加强对戒毒者在道德、科学、心理和卫生方面的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从而改变生活态度，树立永远戒毒的强大精神支柱。 （3）加大执法力度，对反复吸毒者要坚决进行劳动教养 凡是复吸者，其意志品质薄弱，缺乏毅力，容易被周围的毒品环境左右，单靠反复的强制戒毒难以奏效。对这样的复吸者必须实施较长时间的劳动教养，既帮助其本人从心理上逐渐消除对毒品的精神依赖，又净化了社会，减少了毒品污染。实践证明，实行劳教的瘾君子的戒断效果一般都比强制戒毒时期好，戒断率也高。尽管目前不少复吸者及其家庭对此尚不理解，甚至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是，各地公安机关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对复吸者送交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手段以达到防止复吸者再次复吸的目的。 （4）向戒毒者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关爱 戒毒者回归社会后常会遇到经济、家庭、就业、歧视等问题，其中不少人就是由于顶不住压力而复吸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每一个走出戒毒所的戒毒者制订出预防复吸的长远规划，从戒毒所一直落实到他的家属、亲友、单位、学校、社区、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为其提供关心爱护、宽松温暖的环境，鼓励强化其坚持戒毒的意识，监督并及时疏导其不良倾向，帮助他们克服危机，解决实际困难，戒毒人员中的复吸比例就会有效降低。 （5）加大禁毒工作力度，创造无毒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生活环境 戒毒者复吸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周围环境中存在毒品。由于受到毒品市场的包围和毒品魅力的巨大诱惑，使预防复吸的难度大大增加。经验证明，哪里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大，哪里的毒品活动市场就小，戒毒者接触不到商品，自然就难以复吸。 大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应该随着改善。良好的工作环境、丰富的社区文化、健康的文体活动，以及和睦的家庭关系等，都将大大提高人群的拒毒抗毒能力，这对预防和干预复吸至关重要。 （6）尊重科学，合理用药 戒毒后，稽延症状的长时间存在也是导致复吸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失眠、周身不适及食欲不振等，有可能导致复吸。因此，对某些戒毒人员，尤其对那些伴有精神障碍的具有双重诊断的戒毒人员来说，应该尊重科学，循序渐进，进行合理的药物介入治疗是必要的，有时也是必需的。 三、为什么说吸毒者家属在杜绝复吸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吸毒者家属在杜绝复吸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吸毒成瘾是一种心理及生理性疾病，属于外源性精神病。吸毒者屡屡吸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体验毒品（）所产生的欣悦感。这就决定了吸毒者要逃避戒毒，拒绝配合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的治疗工作。也就是说，单依靠帮教人员、禁毒工作者和戒毒人员是不会使戒毒得到成功的。在“自愿戒毒中心”戒毒的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接受治疗的。可见吸毒者家属是促成吸毒者接受戒毒治疗的主要力量。同时，戒毒治疗需要支付巨额费用，而这笔费用也是全部由吸毒者家属支付的。这说明吸毒者家属不但是吸毒者戒毒的“动力来源”，也是其戒毒的“经济来源”。 (2)戒毒人员的生活环境是诱发和促成复吸现象的最重要因素。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对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是无能为力的。这时，能够阻止吸毒者重新复吸的主要力量就是吸毒者家属了。他们是和吸毒者最紧密而且可以配合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左右吸毒者行为意志的人，是可以与吸毒者周围的恶劣环境相抗衡的力量。吸毒者家属还是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的眼睛和耳朵，是帮教人员、禁毒工作者的手足和最可依赖的朋友，同时也是看护吸毒者的“护士”。只有吸毒者家属和帮教人员与禁毒工作者紧密配合，才能圆满完成驱除吸毒者毒瘾并使其重获新生的任务。 （3）吸毒者家属可以积极为吸毒者改善周围的社会环境，能坚定地担负起驱逐吸毒者身边“毒友”和举报贩毒分子的重任。在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中，只有吸毒者家属才能更真切地体验吸毒危害的切肤之痛，他们是打击这一社会毒瘤最坚定的社会力量。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被害预防所指的范围更局限于防范者个人、单位企业等，包括预防个人财物被侵害和个人生命安全被侵害两个方面，还包括其他公众群体个人对你所说问题的一点理解，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预防包括事前预防、事中预防和事后预防三个阶段，犯罪预防是被害预防的发展形态。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的早期形态。犯罪预防所指的范围则不仅局限于防范者个人，同时也是犯罪预防的重要内容。因此其范围要大于广于被害预防，供参考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律意见】 一、吸毒的个人预防 沾染毒品的诱因很多，预防吸毒的措施也很多，但归根结底，预防吸毒的关键还在于自己。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律自爱，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才能够切实保护自己，不被毒品所害。个人预防吸毒主要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构筑起抵御毒品侵袭的铜墙铁壁。 首先要加强对文化、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那些腐朽生活方式，努力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远大的理想。 其次，要不断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平衡能力和抗拒毒品诱惑的能力。要培养自己多方面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参加文明、高雅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第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摒弃吸烟、酗酒等恶习。特别是青少年，远离毒品，首先要远离烟酒。 二、怎样预防和干预复吸？ 由于导致复吸的原因十分复杂，预防和干预复吸的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个人的主观努力外，还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全民参与，共同努力，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取得防复吸工作事半功倍的成效。 （1）努力提高戒毒治疗水平 目前，全世界的戒毒基础研究比较薄弱，医疗戒治手段还不够成熟，戒毒治疗方法一般只能达到临时性戒毒脱瘾的目的，尚不能从心理上戒断毒瘾。我国的戒毒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顾及和重视到从深层次解决复吸的问题。因此，无论从对毒品所产生的巨大精神依赖的认识上，从医疗方法的研究上，从治疗重点的安排上，从戒毒措施的制定和配套上，以及对整个戒毒工作艰难程度的估计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以致造成治疗工作脱节，戒毒者对毒品的精神依赖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今后，需要加强科学研究，调整医疗重点，改变医疗观念，将脱毒、康复及后续照管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对精神依赖的治疗效果。 （2）社会各部门密切配合，对戒毒者大力加强道德、科学、心理和卫生教育 戒毒难，主要体现在精神依赖，然而戒毒成功者却大有人在。预防复吸，戒毒者的毅力和意志品质极端重要。他们的毅力和意志品质从何而来，除个体差异外，主要来自社会。因此，教育、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要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大力加强对戒毒者在道德、科学、心理和卫生方面的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从而改变生活态度，树立永远戒毒的强大精神支柱。 （3）加大执法力度，对反复吸毒者要坚决进行劳动教养 凡是复吸者，其意志品质薄弱，缺乏毅力，容易被周围的毒品环境左右，单靠反复的强制戒毒难以奏效。对这样的复吸者必须实施较长时间的劳动教养，既帮助其本人从心理上逐渐消除对毒品的精神依赖，又净化了社会，减少了毒品污染。实践证明，实行劳教的瘾君子的戒断效果一般都比强制戒毒时期好，戒断率也高。尽管目前不少复吸者及其家庭对此尚不理解，甚至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但是，各地公安机关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决执行对复吸者送交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采取强制手段以达到防止复吸者再次复吸的目的。 （4）向戒毒者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关爱 戒毒者回归社会后常会遇到经济、家庭、就业、歧视等问题，其中不少人就是由于顶不住压力而复吸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每一个走出戒毒所的戒毒者制订出预防复吸的长远规划，从戒毒所一直落实到他的家属、亲友、单位、学校、社区、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为其提供关心爱护、宽松温暖的环境，鼓励强化其坚持戒毒的意识，监督并及时疏导其不良倾向，帮助他们克服危机，解决实际困难，戒毒人员中的复吸比例就会有效降低。 （5）加大禁毒工作力度，创造无毒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生活环境 戒毒者复吸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周围环境中存在毒品。由于受到毒品市场的包围和毒品魅力的巨大诱惑，使预防复吸的难度大大增加。经验证明，哪里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大，哪里的毒品活动市场就小，戒毒者接触不到商品，自然就难以复吸。 大的社会环境改善了，生活环境也应该随着改善。良好的工作环境、丰富的社区文化、健康的文体活动，以及和睦的家庭关系等，都将大大提高人群的拒毒抗毒能力，这对预防和干预复吸至关重要。 （6）尊重科学，合理用药 戒毒后，稽延症状的长时间存在也是导致复吸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失眠、周身不适及食欲不振等，有可能导致复吸。因此，对某些戒毒人员，尤其对那些伴有精神障碍的具有双重诊断的戒毒人员来说，应该尊重科学，循序渐进，进行合理的药物介入治疗是必要的，有时也是必需的。 三、为什么说吸毒者家属在杜绝复吸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吸毒者家属在杜绝复吸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吸毒成瘾是一种心理及生理性疾病，属于外源性精神病。吸毒者屡屡吸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体验毒品（）所产生的欣悦感。这就决定了吸毒者要逃避戒毒，拒绝配合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的治疗工作。也就是说，单依靠帮教人员、禁毒工作者和戒毒人员是不会使戒毒得到成功的。在“自愿戒毒中心”戒毒的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才接受治疗的。可见吸毒者家属是促成吸毒者接受戒毒治疗的主要力量。同时，戒毒治疗需要支付巨额费用，而这笔费用也是全部由吸毒者家属支付的。这说明吸毒者家属不但是吸毒者戒毒的“动力来源”，也是其戒毒的“经济来源”。 (2)戒毒人员的生活环境是诱发和促成复吸现象的最重要因素。它包括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对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是无能为力的。这时，能够阻止吸毒者重新复吸的主要力量就是吸毒者家属了。他们是和吸毒者最紧密而且可以配合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左右吸毒者行为意志的人，是可以与吸毒者周围的恶劣环境相抗衡的力量。吸毒者家属还是帮教人员和禁毒工作者的眼睛和耳朵，是帮教人员、禁毒工作者的手足和最可依赖的朋友，同时也是看护吸毒者的“护士”。只有吸毒者家属和帮教人员与禁毒工作者紧密配合，才能圆满完成驱除吸毒者毒瘾并使其重获新生的任务。 （3）吸毒者家属可以积极为吸毒者改善周围的社会环境，能坚定地担负起驱逐吸毒者身边“毒友”和举报贩毒分子的重任。在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中，只有吸毒者家属才能更真切地体验吸毒危害的切肤之痛，他们是打击这一社会毒瘤最坚定的社会力量。

[律师回复] 【法律意见】
1、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最显而易见的区别在于侵犯客体的不同普通的斗殴行为，仅仅是侵犯一个或数个被害人个体的身体健康权和生命权。以故意伤害归罪;而聚众前提下的斗殴行为，不仅侵犯被害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其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还分别或共同侵犯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因而刑法以聚众斗殴罪特殊规范。聚众斗殴罪在斗殴结果是轻伤或没有伤害结果时，比较故意伤害罪属于重罪，而当聚众斗殴结果致重伤和死亡时，又转化为故意伤害罪。这种转化关系说明两罪并没有天然的界限，只是立法者的侧重不同：轻伤结果以下侧重保护公共秩序，重伤死亡结果时侧重保护人身权利。聚众斗殴罪保护的是双重客体，故意伤害罪保护的是单一客体。因为通常的斗殴行为都必定对社会秩序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某一具体的斗殴行为侵犯的究竟是单一客体还是双重客体，确实存在难以廓清的模糊地带。
2、故意伤害罪与聚众斗殴罪在主观上的区别聚众斗殴罪中，斗殴双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均存在非法侵害目的，也就是说，聚众斗殴罪要求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均有过错;而故意伤害罪并不以此作为必要条件。故意伤害罪通常是仅有一方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害的目的，但也不排除双方均具有非法侵害目的的情形，这种时候，就需要从犯罪的客观方面进一步甄别了。
3、故意伤害罪与聚众斗殴罪在客观上的区别把聚众斗殴分解为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其中聚众行为是斗殴行为的预备行为，斗殴行为是本罪的实行行为，这两个行为中至少有一个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秩序。而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方面基本上是以单方的人身攻击行为为主，但是在某些群殴和互殴⑤的情况下,也有聚众行为和斗殴行为,只是其规模小、程度弱,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侵害不明显。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九十二条 【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众斗殴的;
(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危害国家安全罪、普通刑事罪。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的角度，可以把犯罪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普通刑事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指直接侵害国家秩序的犯罪，即我国刑法分则第一章规定的犯罪。这类犯罪所危害的法益具有特别重要性、唯一性，对于阶级来讲，是最为重要的犯罪，所以，必须予以严惩。普通刑事罪，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外的侵犯个人、社会利益的犯罪。这类犯罪的具体类型广泛，轻重程度不同，对其处罚的方法也就存在差别。量刑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例。对严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在确定从宽的幅度时，应当从严掌握;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应当充分体现从宽。具体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时，应当综合平衡调节幅度与实际增减刑罚量的关系，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律师回复] 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律师回复] 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律师回复] 每种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都是不同的，而且非常复杂，诸如抢劫、盗窃、绑架等罪名的既遂成立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的讨论也比较多，所以针对不同犯罪的既遂还是在适当的时间有必要逐一探讨一下。。
总括 刑法分则每一罪状性条文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立法者所意图保护的合法权益。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四百余种犯罪，每一罪名都有其所欲保护的特定权益。(注：需要说明，强调每一犯罪都会侵犯特定的权益，并不意味着各种犯罪侵犯的权益各有不同。因为刑法对行为的“犯罪化”是依据多种标准而确定的。如同样都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盗窃、抢夺和诈骗就是依据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区分的。另外还需要指出，每一个罪背后并不必然只保护单一权益，相反，根据需要刑法常常可以在一罪名上设置双重甚至多重权益。如抢劫罪，其保护权益就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方面。)如杀人罪，刑法所保护的权益为生命权；脱逃罪所保护的权益是国家的监管秩序；贪污罪所保护的权益为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等等。
既然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刑法分则条文在每一个罪设置上所意欲保护的合法权益(客体)是否发生实际损害，当然就成为犯罪既遂认定的根本标准。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每一种犯罪所能造成的具体权益损害的刻画，便成为司法操作中识别犯罪既遂的基本标准。在确定犯罪既遂的各种具体类型时，均应当以行为规律性地必然会对具体权益引发的某种实害为着眼点，只不过实害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认定犯罪既遂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就是准确领会并合理解释刑法在各具体罪名中所意欲保护的客体的内容。以此为标准，便可以解开刑法学界一些长期争论不休而终无定论的问题。
如抢夺犯为摆脱追捕而将赃物扔进河中，如果能够确认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合法权益，那么采取被害人的财物受到实际损失作为既遂标准则无疑是合理的选择——因为所有人的财物一旦失去控制(抢夺的另一面即是失控)而被他人处置，则意味着刑法设立抢夺罪所意欲保护的所有权受到实际损害，因而是犯罪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得到财物、如何处置，已经同刑法保护权益的意旨相去甚远而并无太大的考查价值。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与犯罪既遂形态相关的几个关键名词： 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和阴谋犯。
1.行为犯。通说认为，只要存在“行为”即为既遂，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说的失误在于：行为犯的标本形态若与行为所造成的实害无关，那对该类行为作犯罪处理的依据何在?显然，行为犯中是当然包含着某种实害的，通说在对其阐述时发生了重大的认识偏差。
试以行为犯中的典型个罪诬告陷害罪为例。通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诬告陷害行为，不管被诬陷人是否被打入冤狱，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行为的本态即为既遂状态，既遂同危害结果无关。若对该罪作细致分析，便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诬告陷害行为必然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在于被诬陷人被打入冤狱，而在于对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妨害——诬告行为一经实施，必然造成司法机关的忙于应对；而一旦被诬陷人落入冤狱，其直接责任人显系司法机关而非诬告人。诬告陷害罪必然侵犯的直接客体仅为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并非被诬陷人的人身权利。我国现行刑法接续古代刑法“诬告反坐”的惯例，将诬告陷害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其在个罪的体系安排上本身就属不当，由此而对刑法理论界形成误导。
行为犯的特点就在于行为一实施便必然产生实害——危害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附属于已然的行为存在，并且危害结果呈一种不甚明显的隐型状态。在对行为犯的分析和把握上应高度注意这一点。
2.结果犯。首先须阐明一点，刑法学中的“结果犯”一术语，同时表征着两方面的不同含义，在逻辑学中该现象被称为“同一语词表达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内涵及外延)”。在犯罪构成基本要件的阐述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是指不符合该结果要件的规定性则行为不构成犯罪——即无结果则无犯罪，是在罪与非罪的意义上理解概念，如过失犯罪的成立一般均以实害结果的出现为必备条件。故此，对该意义的结果犯可称其为“构成结果犯”。而在犯罪的终了形态的讨论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则是指在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确定犯罪属于何种形态的问题，是在犯罪的形态层面上理解概念。为同前一概念区别，可表述为“形态结果犯”。
所谓形态结果犯，是指犯罪完成形态的成立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必备条件，换言之，实害结果的不出现则只成立未完成形态，不存在结果犯。在形态结果犯中，行为与结果呈分离状态——通常情况下行为一经完成，结果也就相继发生；少数情况下或者行为尚未完成故结果不发生，或者行为实施完毕但结果仍未发生(如投毒后被害人并未食用)。故意杀人、抢劫、强奸一类犯罪，均是生活中多发而又非常典型的形态结果犯。
行为及其实害结果的观念映像，在形态结果犯的立法设计和理论构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情况在犯罪构成的表述上，均不会有结果要件的要求(结果完全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只影响形态的类型)，但危害结果活生生血淋淋的鲜明意象却始终强烈地映现在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观念之中——无须文字描述或理论刻画便自然而然地会根据既往生活秩序形成恰如其分的处置方案。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结果发生说”便是对这类现象的经验总结，能够较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到个罪中，行为人通过罪过发动行为所“明知”且“希望或放任”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便是区分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具体标准。
这里有必要纠正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构成结果犯与形态结果犯各自内涵的错误理解。如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就盗窃罪而言，行为人一般在主观上追求“多多益善”，但如果实际上只盗得少量财产，则构成盗窃罪未遂。笔者认为，把刑法原本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犯罪成立条件理解为仅仅是既遂的成立条件(“数额较大”被解释为属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完全是对刑法条文的误解。诚然，行为人在具体个案中究竟能盗得多少财产往往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在肯定罪过无异的情况下，刑法仅因数额的多少而作出罪与非罪的不同规定确有不公正之嫌。然而，不能因此一点而就责备刑法。事实上从全局看，这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现实生活中盗窃行为数量太大，就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状况根本不可能一一犯罪化。采取以数额定性的方法，从而将大部分盗窃行为压回到行政法规去简化处理，无疑是适当的(尽管如此，盗窃罪在数量上仍居刑案之首)。这也是我国刑法为何对相当一部分犯罪采取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重要原因。既然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必要条件，因此，盗窃罪是构成结果犯，而非形态结果犯。盗窃罪原则上不存在未遂问题。类似情况还有故意伤害罪、大多数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等等。
3.危险犯。关于危险犯，通说认为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其主要理由是：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立法标本，犯罪的未遂、中止、预备是由刑法总则加以规定。既然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可见危险犯就是既遂犯。然而这一理由是难以立足的：
(1)危险犯与实害犯的主观罪过内容完全相同，即都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将危险犯看成是既遂犯，那么实害犯就只能是其结果加重犯。然而，这完全混淆了结果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须知，一般而言，结果犯之结果是本罪之结果，而结果加重犯之加重结果则是他罪之结果。(注：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2)把危险犯视为是既遂犯，便自然排除了对中止犯的认定。这无法起到促使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现代刑法奖励中止犯的基本理念相悖。
笔者认为，危险犯并不属于既遂犯，而只不过是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犯的未遂犯。就此意义而论，危险犯并没有其独立的价值，而仅仅是法律对某些具有特别重大危害的实害犯的未遂形态的一种专门规定及称谓而已。立法者之所以对危险犯作如此规定，无非是要突出打击的重点，其目的有三：一是提示司法机关对那些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即使未造成实害结果，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对这类未遂犯罪(危险犯)直接依照独立的法定刑裁量即可，而不必再引用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考虑从宽处罚。三是告诫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不得实施此类犯罪，否则即使未有实害结果同样要定罪并处以较重刑罚。(注：尽管立法对危险犯以单列条款加以规定突出了打击的重点，然而其在现实中暴露出的缺陷也日益严重。如前不久在某地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王某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将载有四百多斤炸药的“桑塔纳”轿车开往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并将导火线点燃，所幸的是，因导火线中间段潮湿而未能引爆，从而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很显然，就现有刑法规定来说，很难以第115条处罚王某，相反，只能以第114条定罪，最高处10年有期徒刑。然而，无论是从主观罪过还是现实危害上看，王某的行为均可谓罪大恶极，判处10年有期徒刑难言罪刑相称。倘若依照笔者的观点，认为危险犯属实害犯的未遂形态，则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一难题。因为依照刑法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可以”不等于“应当”，对于上述王某的行为完全可以，事实上也应该依照实害犯的法定刑处罚，唯此，才能体现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同时也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
4.阴谋犯。阴谋犯一般只在涉及国事的犯罪中出现。1979年刑法中曾使用“阴谋”的字眼以描述某些犯罪的客观行为特征；新刑法虽未使用“阴谋”一词，但其实仍有类似的规定。通说认为，就阴谋犯而言，行为人只要实施预备行为即构成既遂的犯罪形态。理由是阴谋犯是危害性十分严重的犯罪，为了进行有效的社会预防，刑法把这类犯罪的完成形态(既遂)往前推移至预备行为的实施阶段。若真如此，既遂还有何标准可言?无可否认，阴谋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理应从重打击。然而从重打击未必一定要说成是既遂，仿佛在通说论者看来，不把阴谋犯说成是既遂犯，对其从重打击就显得底气不足。其实这种杞人忧天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须知，我国刑法并不仅仅处罚既遂犯，而且还处罚未遂、预备，乃至中止犯。我们又何必仅仅为了强调对某一类犯罪从重打击而破坏应有的理论体系呢?事实上刑法单列“阴谋犯”条文的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危险犯的理由。从实际情况看，阴谋犯一般只处于预备阶段便因意志以外原因而终了，很难进入“着手”实施的未遂阶段，更无可能达到目的造成实害以形成既遂。这是因为任何国家评价犯罪的主体都是取得统治地位的集团，倘若阴谋犯真已既遂，那么评价犯罪的主体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阴谋行为”也因价值评判的主体和标准的变化而演变成了“功劳行为”，所谓“成王败寇”即是此理

[律师回复] 典型的危险犯，它们是因为使用的犯罪方法特别危险或者侵害的对象特殊而受到刑罚处罚。行为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既使结果没有发生,也可能构成犯罪.如绑架罪、敲诈勒索罪、煽动分裂国家罪。

[律师回复] 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虽未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但使法益面临威胁，足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陷入危险。危险是被判断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的状态。危险是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而不是作为结果的危险，即行为所导致的对法益的危险状态。之所以将危险理解为行为的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对法益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与盖然性，是因为：一方面，危险状态这种结果取决于行为的危险，如果没有行为的危险，就不可能有危险状态；另一方面，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区分，只能根据行为的危险认定行为造成了危险状态。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成立，要求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因而属于危险犯。如果破坏行为是针对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整体或者其重要部件的，就可以认定具有这种危险；否则就没有这种危险。但足以发生某种危险的表述已经表明，是行为足以导致某种危险，即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而不是指行为已经造成的危险状态。因此，危险是针对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不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不可能成立危险犯。

[律师回复] 实害犯和结果犯的区别是从是否造成犯罪结果来判定，实害犯是以发生了法定的实害的结果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志，而结果犯是必须造成了犯罪构成预定犯罪的要件，所以说刑法规定构成的条件既是罪名成立的也可以是既遂的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危险犯是与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实害犯；以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是危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