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刑事纠纷棘手？三重思维教你制定最优策略

一、法律思维：精准搭建辩护逻辑，依法维护权益

在陆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中，法律思维贯穿整个辩护过程。王定洪律师在刑事辩护方面，聚焦“降格情节认定、争取从轻量刑”，精准搭建辩护逻辑。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作案工具来源和作案行为等证据，主张本案系“间接故意杀人未遂”，而非直接故意杀人，且陆某有能力继续犯罪却放弃，构成“犯罪中止”，同时提出陆某无直接杀人动机，降低犯罪主观恶性认定。在附带民事代理中，以“证据为王”，聚焦“关联性与合理性”，对童某提交的证据分类质证，依法抗辩无依据诉求，对无处方笺佐证的非医院购药、无医嘱支持的护理费、无票据的差旅费等，均提出“无证据、不应支持”的意见。

为何这样做有效？因为法律是解决纠纷的根本依据，只有依据法律规定，准确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才能为当事人争取到合法权益。通过精准的法律分析和论证，能够让法官认可辩护观点，从而在量刑和赔偿方面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判决。

二、商业思维：统筹刑事民事，实现利益最大化

本案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需要兼顾当事人的刑事量刑与民事赔偿双重利益。王定洪律师运用商业思维，进行“刑民一体”统筹辩护。在刑事辩护中争取从轻处罚，在民事代理中合理核减赔偿金额，避免“重刑事轻民事”或反之。最终既推动刑事部分采纳多项从轻情节，也成功核减童某近2万元无依据赔偿诉求。

这样做的有效性在于，商业思维强调的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处理复杂的刑事纠纷时，不能只关注刑事部分或民事部分，而要综合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的策略和方案，实现当事人整体利益的最优解。

三、行业思维：挖掘案件情节，契合司法实践

对于感情纠纷类刑事案件，行业思维体现在“情节挖掘”上。王定洪律师在辩护中未回避案件负面性质，而是重点挖掘“感情纠纷引发、无蓄意灭口动机、初犯偶犯、自愿赔偿”等酌定情节，同时结合“未遂、自首、认罪认罚”等法定情节，形成“主观恶性小、可改造性强”的辩护逻辑。

行业思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契合司法实践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量刑时会综合考虑案件的各种情节。通过挖掘案件的特殊情节，能够让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从而在法定刑区间内作出相对从轻的判决，平衡法律效果与案件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