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社会危害性上讲,将扒窃纳入犯罪圈具有实质合理性。与普通的盗窃行为相比,扒窃行为不仅具有剥夺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特征,还呈现出惯窃、结伙扒窃、使用专业工具甚至凶器进行辅助等特点,不仅如此,扒窃行为还具有转化为抢夺、抢劫、杀人等恶性犯罪的抽象危险性。因此,立足于扒窃行为对人民生命财产与社会和谐稳定的严重破坏作用,有必要将扒窃直接规定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等几种危害较重的情况从普通盗窃行为中分离出来,无论数额多少,均认定为盗窃罪,这一立法动向适当扩大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是对以往我国刑事立法普遍存在的“厉而不严”弊端在某种程度上的纠偏,从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
认为,依据刑法修正案(八)之规定可知,扒窃即入刑。无论既遂与否,都该以盗窃罪论处。贾政实施了扒窃行为即构成盗窃罪(未遂),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