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家公司上班，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失误，造成了工厂的机器出现故障，无法操控，我没有向上级部门反应，导致后来接班的同事发生了意外，请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会被无罪释放吗？

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有两种：第一种情形是重大贿赂犯罪，衡量“重大”与否的标准有3个，贿赂数额50万元以上、或者有重大的社会影响、或者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第二种情形是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
存在问题
当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1.存在“变相用”的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而基层办案部门普遍把这项措施作为破解“侦查时限瓶颈”难题的制胜法宝，大家都尝到了“甜头”，能用就用。可以说，出发点就错了。在这样错误的逻辑起点上，大用、特用、甚至变相用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也是当前理论界持“废除”观点的专家、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声音是：侦查部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与拘留、逮捕相比，嫌疑人被讯问期间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有专家、学者甚至提出了两条修改法律的建议：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时，本人或其家属有在当地选择租房的权利；二是嫌疑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侦查部门传唤、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应予规范，特别是禁止以谈话的方式变相讯问犯罪嫌疑人。
2.存在“刻意用”的问题
因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标准规定比较粗糙，办案部门为了达到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目的，存在“主观创造条件”的现象。
比如，在实际办案工作中，“50万元”的标准有很大弹性，这个数额究竟是举报人举报的数额、还是侦查人员认为可能涉嫌贿赂的数额、还是最终侦查界定的数额，不够明确，这就为办案部门主观创造条件提供了机会。另外，为了达到“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的条件，检察机关还可能刻意采取“指定管辖”的方式，促成异地办案，进而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
社会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最后我简单谈一谈完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建议，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旧刑诉法中，就已经有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表述，新刑诉法对这一措施进行了细化。然而，在司法理论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从出生那天起，就饱受诟病，部分专家、学者、包括司法实务人员，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进行过深刻地分析。作为办案人员，我们都知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保障和促进侦查工作方面，确实能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但这就像一把“双刃剑”，该措施如果运用不当，同样面临着“被错用”、甚至“被滥用”的风险。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规范”二字。虽然高检院早就提出了“敢用、慎用、短用”的基本原则，但原则性的要求不能取代严谨的制度规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我们自身承担着规范司法行为的天然使命。因此，我们建议高检院适时出台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司法解释，对措施的审批、执行、监督、救济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地规范。
一项措施被普遍使用，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等到出了“大事”才去公关、补救，我想，这种“亡羊补牢”的仓促应对远远不及“未雨绸缪”来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