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况
本案系一起涉及境外电信诈骗集团的重大刑事案件。2020年至2023年11月期间，黄XX等人组织人员在缅甸多地建立犯罪窝点，通过买卖人员、组织偷渡等方式扩充成员，搭建总监、主管、组长、业务员的业务体系，实行集团化管理运作。
该集团设立多种诈骗盘口：
“杀猪盘”、“飞机盘”、“萨默资金盘”、“康纳资金盘”对中国境内人员实施诈骗;
裸聊“色播盘”实施敲诈勒索;
“杀洋盘”对中国境外人员实施诈骗。
被告人陈XX于2023年2月加入该集团，至2023年11月先后担任“杀洋盘”、“杀猪盘”、“康纳资金盘”业务员，参与期间相应盘口诈骗金额500万元以上。同时，陈XX以犯罪为目的，与他人从云南边境偷越国境非法出境至缅甸。
案发后，公安机关对陈XX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其家属委托浙江易盛扬律师事务所宋卓彬律师担任辩护人。
二、案件难点与挑战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起步：依据《刑法》第266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本案涉案500万元以上，远超“数额特别巨大”标准。
犯罪集团成员身份不利：该组织被认定为犯罪集团，陈XX作为业务员，容易被认定为集团积极参与者。
两罪并罚：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下刑期叠加风险高。
证据相对充分：集团架构、成员分工、诈骗金额等均有卷宗证据支撑，无罪辩护空间极小。
加入时长近10个月：并非短期误入，而是持续参与，辩护难度较大。
三、律师策略与专业行动
辩护人宋卓彬律师在定性无争议的前提下，采取“胁从犯认定+切割责任+两罪分别辩护”的多层次量刑辩护策略。
(一)反复阅卷，挖掘“胁从犯”认定依据
律师多次仔细查阅卷宗，提出以下核心辩护观点：
关于诈骗罪：
胁从犯认定：陈XX系被诱骗、胁迫加入集团。其最初并非自愿参与诈骗，而是在人身自由受限、被迫服从集团管理的情况下从事业务员工作，符合《刑法》第28条“胁从犯”的规定，应当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主观恶性较小：陈XX并无特意实施诈骗行为的主观故意，加入集团系被他人介绍、误导所致。
因果关系较弱：陈XX作为底层业务员，其行为与被害人实际损失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集团的整体运作才是诈骗得逞的根本原因。
参与时间相对较短：2023年2月加入、11月即被查处，在集团存续期间(2020-2023年)中参与时长有限。
关于偷越国(边)境罪：
非组织者：陈XX并非偷越国境的发起人或组织者，仅系跟随他人非法出境;
无前科：此前并无偷越国边境行为，对国边境管理秩序的破坏较小;
主观恶意较轻：并无故意破坏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秩序的主观恶意。
(二)庭审阶段：与公诉机关多轮辩论，力推胁从犯认定
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辩护人积极维护被告人权利，通过多次与公诉机关的辩论，重点阐明：
陈XX系被集团裹挟，若不服从可能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符合胁从犯的成立条件;
即便不认定为胁从犯，其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参照同类境外诈骗案件裁判规则，对于底层业务员，量刑应与集团组织者、管理者有明显区分。
(三)两罪分别辩护，争取数罪并罚最低叠加
诈骗罪：全力争取在三年至四年区间量刑;
偷越国境罪：争取七个月左右轻判;
最终推动法院在数罪并罚时采取并科原则下的从轻叠加，而非顶格累加。
四、案件结果
人民法院采纳辩护人核心意见：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9000元;
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相较于诈骗罪法定刑“十年以上”的起点，量刑大幅减轻约六成，实现了极佳的辩护效果。
五、律师价值与专业作用总结
维度 律师作用
精准辩护定位 放弃无意义的定罪抗辩，聚焦“胁从犯+从犯”认定，从根本上降低量刑起点。
胁从犯成功认定 论证陈XX系被胁迫参与犯罪，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是本案大幅降刑的核心。
两罪分别辩护 对诈骗罪与偷越国境罪分别制定辩护策略，各自争取最轻量刑。
精细化阅卷 从卷宗中提取参与时长、层级地位、被动加入等关键事实，支撑从宽认定。
量刑跨越式减轻 在诈骗罪十年起步的法定刑背景下，成功争取到三年九个月，实现约60%的量刑降幅。
六、典型意义
本案为境外电信诈骗集团底层业务员的量刑辩护提供了重要范本：
“胁从犯”是重罪减轻的核心路径：对于被诱骗、胁迫加入境外诈骗集团的人员，应当积极争取胁从犯认定，依法获得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待遇。
参与时长≠责任大小：即便参与近10个月，若能证明系被迫服从、层级较低，仍可大幅减轻责任。
数罪并罚不等于刑期简单相加：通过两罪分别辩护，可以争取在并罚时实现“1+1<2”的效果。<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