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受贿犯罪的确认难点有几个方面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1、划清罪与接受正当馈赠、取得合法报酬的界限。 2、划清罪与一般行为的界限。区分罪与一般行为的关键在于查明的数额大小和情节轻重。 3、正确认定和处理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案件。 4、划清罪与罪的界限。 5、划清以索贿方式构成的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6、划清罪与公司、企业人员罪的界限。罪与公司、企业人员罪都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犯罪主体不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犯罪客体不同。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个税改革面临什么难点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根据媒体报道，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的基本思路已经敲定，将分四步走，包括合并部分税目、完善税前扣除、适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优化税率结构等。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加速构建个税改革的征管配套条件。 个税改革可以说是这几年来引发争议最多、关注热度最高的公共话题。这其中就包括了个税起征点应该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步而不断提高;个税要从以前单一的“个人所得税”转型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税率应当体现二次分配原则，加大对于高收入群体的征收力度，同时能提高其税率，而对中低收入群体进一步加以减免。 当然，任何一次改革由于事关各个群体切身利益，因此总是充满了复杂多元的内在特性，也常常会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需要克服种种难点。仔细分析下来就会发现，个税改革同样面临着三大难点的考验。 首先，在个税的改革设想中，合并部分税目是将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等经常性、连续性劳动所得等，合并为“综合所得”，这是考虑到当下很多人都存在多种收入途径，除了正常的工作收入，还可能会有其他所得。所以，“综合所得”才能真实反映一个人的收入状况，税务部门也据此作为分类征税的基础。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如何确保人们自觉向税务部门提交的收入证明可靠无误呢?个人的可能是打短工，有时效性，稿酬取决于个人对外投稿的命中率，或者被约稿的几率。这其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将其视为经常性、连续性劳动所得，似乎与现实情况不太相符。更何况，和投稿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就是个人如果不主动对外公开，别人是很难知晓其和投稿情况。假设有人为了规避缴纳个税，而隐瞒了这一事实，税务部门又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知相关信息呢? 在完善税前扣除这一项，同样存在执行难度。完善税前扣除则是在合理确定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适时增加赡养老人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支出等专项扣除项目。但是请注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一线大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在生活成本、日常支出收入与当地物价比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一个生活在北上广的家庭，赡养老人的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按揭贷款利息支出，都会基于落差悬殊而带来“一刀切”的不可行，而根据不同的区域情况，来细分每个家庭所要承受的实际负担，其核算难度也非常大。这是绝非短时期能够完成的庞大量化工程。 最后一个难点，就是优化税率结构、适度调整边际税率。说通俗一点，就是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要加大税率上的区别对待，未来可能对富人征税的税率更高些，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应缴个税。但“增税”历来是个敏感话题。高收入群体收入更加多元化，合理避税手段也更丰富，一旦他们感觉自己会被多征税，那么就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账面工资、奖金等收入，增加持股、期权等资本性收益，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多交税义务。如此一来，如果调高了高收入群体的个税税率，反而可能会加速导致高收入群体的避税和逃税现象，结果是应征个税流失。这需要有关部门事先设计出更有针对性、更为完善的监管和应对举措，方能避免类似尴尬。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根据媒体报道，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的基本思路已经敲定，将分四步走，包括合并部分税目、完善税前扣除、适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优化税率结构等。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加速构建个税改革的征管配套条件。 个税改革可以说是这几年来引发争议最多、关注热度最高的公共话题。这其中就包括了个税起征点应该和社会经济发展同步而不断提高;个税要从以前单一的“个人所得税”转型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税率应当体现二次分配原则，加大对于高收入群体的征收力度，同时能提高其税率，而对中低收入群体进一步加以减免。 当然，任何一次改革由于事关各个群体切身利益，因此总是充满了复杂多元的内在特性，也常常会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需要克服种种难点。仔细分析下来就会发现，个税改革同样面临着三大难点的考验。 首先，在个税的改革设想中，合并部分税目是将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等经常性、连续性劳动所得等，合并为“综合所得”，这是考虑到当下很多人都存在多种收入途径，除了正常的工作收入，还可能会有其他所得。所以，“综合所得”才能真实反映一个人的收入状况，税务部门也据此作为分类征税的基础。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如何确保人们自觉向税务部门提交的收入证明可靠无误呢?个人的可能是打短工，有时效性，稿酬取决于个人对外投稿的命中率，或者被约稿的几率。这其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将其视为经常性、连续性劳动所得，似乎与现实情况不太相符。更何况，和投稿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就是个人如果不主动对外公开，别人是很难知晓其和投稿情况。假设有人为了规避缴纳个税，而隐瞒了这一事实，税务部门又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知相关信息呢? 在完善税前扣除这一项，同样存在执行难度。完善税前扣除则是在合理确定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适时增加赡养老人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支出等专项扣除项目。但是请注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一线大城市与二三线城市之间，在生活成本、日常支出收入与当地物价比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因此，一个生活在北上广的家庭，赡养老人的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按揭贷款利息支出，都会基于落差悬殊而带来“一刀切”的不可行，而根据不同的区域情况，来细分每个家庭所要承受的实际负担，其核算难度也非常大。这是绝非短时期能够完成的庞大量化工程。 最后一个难点，就是优化税率结构、适度调整边际税率。说通俗一点，就是针对不同收入群体，要加大税率上的区别对待，未来可能对富人征税的税率更高些，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应缴个税。但“增税”历来是个敏感话题。高收入群体收入更加多元化，合理避税手段也更丰富，一旦他们感觉自己会被多征税，那么就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账面工资、奖金等收入，增加持股、期权等资本性收益，从而巧妙地避开了多交税义务。如此一来，如果调高了高收入群体的个税税率，反而可能会加速导致高收入群体的避税和逃税现象，结果是应征个税流失。这需要有关部门事先设计出更有针对性、更为完善的监管和应对举措，方能避免类似尴尬。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认定本罪时，应正确区分单位罪与罪的界限。单位罪也是通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很容易与罪相混淆。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二： 1、单位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个人意志支配下，为谋取私利而进行的。 2、单位罪中的收受的他人财物，要归单位整体所有，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为单位带来了非法利益;而罪是收受的财物归被人个人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单位的意志是由主要领导决定形成的，只要该领导者决定后实施的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并且非法利益也归单位，就应认定为单位罪。如果是单位成员(主要是领导)假借单位名义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但把财物占为己有的，则应按个人罪处理。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认定合同诈骗罪有哪些难点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认定问题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认定，原则上应当掌握在适用中国实行《合同法》的合同范围。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所以常见的有债权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转让合同等民事合同。一些不直接发生债权关系的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等也应当在内，因为该类合同侵害的客体应当是市场经济秩序。 二、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 “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方面问题。这一问题的焦点是：“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是否必须在合同签订的当时就有 还是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产生？常见的“借鸡下蛋”和“拆东墙堵西墙”的行为如何认定 从理论上讲，犯罪行为实施的当时，必须是明知自己是在利用经济合同，以欺骗手段，实施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应当是直接故意，过失和间接故意不能构成犯罪。 社会处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些合同当事人在没有资金情况下，依靠以虚构事实骗得的资金进行经营，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亏损了则无法返还骗取的资金。一般被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或“借鸡下蛋”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一般都属于事实不好确定的情况，在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判决的事实都没有确定为“借鸡下蛋”，特别是对“成功胜算机会很少，毫无希望”的情况，很难确认是“借鸡下蛋”的主观心理还是合同诈骗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签订合同时，就有犯罪故意认定。但在事实上如果有的证据确实能确定是“借鸡下蛋”的事实，应当按照民事欺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