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逃罪是结果犯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内幕交易罪等经济犯罪，如果刑期过半，且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但如果构成累犯，则不得假释。符合假释的条件后，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才可以假释，即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提出假释建议书，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予以假释。但经济犯罪一般存在财产性判项，人民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可以向原一审人民核实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的情况，原一审人民应当出具相关证明。若存在还未履行的财产性判项，减刑裁定将受到不利影响。

[律师回复] 对于脱逃罪的犯罪主体是哪个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脱逃罪的犯罪主体是谁 实际上无罪的人能否成为脱逃罪的主体?对于这个问题有教授认为是本无罪的人脱逃不构成脱逃罪主体，理论争议很大。理解该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果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确实无罪而脱逃的，应不应该认定为犯罪。正确答案应是：确实无罪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可以成为脱逃罪的犯罪主体。 新刑法第三百一十六第一款规定的脱逃罪，即是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为了逃脱罪责，脱离关押的行为。 由于新刑法比之旧刑法对脱逃罪的规定有较大的变化，故对于本罪犯罪主体容易产生不正确的认识。旧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子，从羁押、改造场所逃走的行为，构成脱逃罪。根据旧刑法规定，脱逃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依法被逮捕、关押的犯罪分子，它包括被依法拘留、逮捕正在查讯待审的未决犯和已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改造的已决犯。 而根据修订后的新刑法规定，构成脱逃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这里的“关押”，既包括已经人民依法判决有罪并科处刑罚羁押在、等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罪犯，也包括已经依法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予以羁押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关押方式，都必须是依法作出的，而所谓依法，就是说要办理相关手续。如果是在实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逃跑，而此时公安机关尚未来得及办理收审、拘留、逮捕手续，则不属于“依法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当然也不能成立脱逃罪，不能仅仅因为其符合拘留、逮捕的条件，就以脱逃罪定罪处罚。 《刑法》第316条第1款规定了脱逃罪：“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脱逃罪是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羁押、刑罚执行场所或者押解途中逃走的行为。 (1)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已决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未决犯)。 被劳动教养或者行政拘留的人，被司法机关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处管制、判处拘役、徒刑宣告缓刑的罪犯以及被假释的罪犯不是本罪的主体。 (2)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 根据《刑法》第316条的规定，只要是依法被关押，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成为脱逃罪的主体。对该条文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法律并没有要求必须确实是有罪。有罪无罪需要审判才能确定有罪。未决犯需要审判才能确定是否有罪。所以无罪的人能成为脱逃罪的主体。

[律师回复] 1.行为犯。通说认为，只要存在“行为”即为既遂，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并不影响既遂的成立。此说的失误在于：行为犯的标本形态若与行为所造成的实害无关，那对该类行为作犯罪处理的依据何在?显然，行为犯中是当然包含着某种实害的，通说在对其阐述时发生了重大的认识偏差。 试以行为犯中的典型个罪诬告陷害罪为例。通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诬告陷害行为，不管被诬陷人是否被打入冤狱，均不影响既遂的成立——行为的本态即为既遂状态，既遂同危害结果无关。若对该罪作细致分析，便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诬告陷害行为必然产生的社会危害并不在于被诬陷人被打入冤狱，而在于对司法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妨害——诬告行为一经实施，必然造成司法机关的忙于应对；而一旦被诬陷人落入冤狱，其直接责任人显系司法机关而非诬告人。诬告陷害罪必然侵犯的直接客体仅为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并非被诬陷人的人身权利。我国现行刑法接续古代刑法“诬告反坐”的惯例，将诬告陷害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其在个罪的体系安排上本身就属不当，由此而对刑法理论界形成误导。 行为犯的特点就在于行为一实施便必然产生实害——危害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附属于已然的行为存在，并且危害结果呈一种不甚明显的隐型状态。在对行为犯的分析和把握上应高度注意这一点。 2.结果犯。首先须阐明一点，刑法学中的“结果犯”一术语，同时表征着两方面的不同含义，在逻辑学中该现象被称为“同一语词表达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内涵及外延)”。在犯罪构成基本要件的阐述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是指不符合该结果要件的规定性则行为不构成犯罪——即无结果则无犯罪，是在罪与非罪的意义上理解概念，如过失犯罪的成立一般均以实害结果的出现为必备条件。故此，对该意义的结果犯可称其为“构成结果犯”。而在犯罪的终了形态的讨论中使用“结果犯”一术语，则是指在已经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确定犯罪属于何种形态的问题，是在犯罪的形态层面上理解概念。为同前一概念区别，可表述为“形态结果犯”。 所谓形态结果犯，是指犯罪完成形态的成立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必备条件，换言之，实害结果的不出现则只成立未完成形态，不存在结果犯。在形态结果犯中，行为与结果呈分离状态——通常情况下行为一经完成，结果也就相继发生；少数情况下或者行为尚未完成故结果不发生，或者行为实施完毕但结果仍未发生(如投毒后被害人并未食用)。故意杀人、抢劫、强奸一类犯罪，均是生活中多发而又非常典型的形态结果犯。 行为及其实害结果的观念映像，在形态结果犯的立法设计和理论构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情况在犯罪构成的表述上，均不会有结果要件的要求(结果完全不影响犯罪的成立而只影响形态的类型)，但危害结果活生生血淋淋的鲜明意象却始终强烈地映现在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观念之中——无须文字描述或理论刻画便自然而然地会根据既往生活秩序形成恰如其分的处置方案。关于犯罪既遂标准的“犯罪结果发生说”便是对这类现象的经验总结，能够较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具体到个罪中，行为人通过罪过发动行为所“明知”且“希望或放任”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便是区分犯罪的完成与未完成形态的具体标准。 这里有必要纠正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构成结果犯与形态结果犯各自内涵的错误理解。如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就盗窃罪而言，行为人一般在主观上追求“多多益善”，但如果实际上只盗得少量财产，则构成盗窃罪未遂。笔者认为，把刑法原本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犯罪成立条件理解为仅仅是既遂的成立条件(“数额较大”被解释为属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完全是对刑法条文的误解。诚然，行为人在具体个案中究竟能盗得多少财产往往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在肯定罪过无异的情况下，刑法仅因数额的多少而作出罪与非罪的不同规定确有不公正之嫌。然而，不能因此一点而就责备刑法。事实上从全局看，这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现实生活中盗窃行为数量太大，就国家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状况根本不可能一一犯罪化。采取以数额定性的方法，从而将大部分盗窃行为压回到行政法规去简化处理，无疑是适当的(尽管如此，盗窃罪在数量上仍居刑案之首)。这也是我国刑法为何对相当一部分犯罪采取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重要原因。既然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必要条件，因此，盗窃罪是构成结果犯，而非形态结果犯。盗窃罪原则上不存在未遂问题。类似情况还有故意伤害罪、大多数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等等。以上是对脱逃罪行为犯还是结果犯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对您有帮助。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犯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超出追诉的期限，就可以不追究了。《刑法》关于追诉时效，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 ②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 ③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 ④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脱逃罪能否判缓刑的问题，解释如下:《刑法》第四百二十八条　指挥人员违抗命令，临阵畏缩，作战消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