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领域“黑灰产”集群打击风暴来袭：助贷中介刑事法律风险全解析
> 专业提示：本文系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根据最新司法动态与办案经验撰写，文中涉及的法律分析仅供参考。如您或家人已涉案，请及时联系专业律师，避免因延误而错失最佳辩护时机。
2026年4月2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明确将非法存贷款中介、非法网贷平台和助贷机构、非法保险代理中介、信用卡不正当“反催收”中介等列为打击重点。
这并非第一次。2025年6月至11月，公安部会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首次部署开展了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公安经侦部门共立案查处案件1500余起，打掉职业化犯罪团伙200余个，涉案金额累计近300亿元。此次新一轮打击，意味着监管力度将进一步升级。
就在近日，杭州警方雷霆出击，将一家位于上城区财富金融中心、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助贷公司“连锅端”。该公司涉嫌诈骗，涉案金额高达2至3亿元，主要负责人周某、汪某、王某已被抓捕，另一负责人黄某潜逃。其作案手法并不复杂：一是通过虚假资料将劣质客户“包装”成优质客户骗取银行贷款；二是采用“AB贷”模式，欺骗借款人身边的亲友成为实际借款人；三是在放款后以“征信风险”为名扣除高额保证金，仅2025年一年就骗取保证金8000余万元。
如你是涉案嫌疑人或是家属，此刻最需要是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行为属于何种法律定性，以把握每一个可能扭转局面的辩护机会。
一、助贷中介到底在做什么？——从合法居间到刑事犯罪的边界
先说明一个基本前提：助贷中介本身并不违法。
从法律性质上看，助贷中介的居间服务实质上符合《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关于“中介合同”的描述，即一方（助贷中介）促成另一方（借款人）与第三方（贷款机构）之间订立合同而收取报酬。正常经营语境下，企业金融贷款中介行为属于市场行为，一般不会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但问题出在“怎么干”上。 当助贷中介突破合法边界，采用欺骗手段、伪造材料、隐瞒真相等方式开展业务时，就可能触及刑事红线。以此次杭州涉案公司为例，其行为已远远超出合法居间范畴，从而构成刑事犯罪。下面我们将助贷中介的常见违规行为分为四种主要模式，逐一分析可能的构罪逻辑，并结合真实判例加以说明。
二、助贷中介四大行为模式与刑事罪名分析
模式一：空手套白狼——虚构服务能力，收取费用后无实质服务
行为描述：部分助贷中介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客户获取贷款，却通过虚假宣传、伪造批贷文件、虚构银行合作关系等方式，骗取客户的保证金、服务费、前置利息费。客户支付费用后，要么贷款无法获批，要么中介直接失联。
罪名定性：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认定要点：此类行为的核心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虚构根本不存在的服务能力，客户基于错误认识支付费用，最终交易目的完全落空。实践中，诈骗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各地标准略有差异）即达“数额较大”标准，可追究刑事责任。
关联案例：在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某1、王某2诈骗案（（2021）苏1111刑初294号）中，二被告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虚构可以办理贷款的事实，以收取定金、押金、服务费等方式骗取4名被害人合计21000元，最终被认定构成诈骗罪。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行为模式与“空手套白狼”完全一致。
警示：这是助贷中介最直接的构罪路径，也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方向。
模式二：欺诈性助贷——提供贷需不符的服务，虚构承诺骗取费用
行为描述：这类中介比“空手套白狼”更进一步——他们确实帮助客户办理了贷款，但所办贷款与承诺严重不符。具体表现为：
一是贷款利率欺诈。谎称可以办理低息优惠贷款，诱导客户办理实际高息的贷款，并以收取风险管理费等名义骗取钱款。杭州涉案公司正是如此——一开始承诺2-3厘低利息，贷款下来后全部变成高利息贷款。
二是贷款额度欺诈。利用修图软件伪造贷款额度，虚增额度50%以上，谎称虚高部分需支付保证金即可获批。
三是虚假“包装”欺诈。通过虚假资料将劣质客户“包装”成优质客户，骗取银行下款。杭州涉案公司采用的就是这一手法。
罪名定性：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认定要点：此类行为与第一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有无提供服务”。当合同标的是贷款时，提供了贷款就是履行了合同。但是，当行为人虚构根本不存在的前置利息费、担保费，属于对实质内容、重大事项的根本性欺骗，交易目的无法实现，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符合诈骗犯罪构成要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提供服务”，而在于“服务内容与承诺是否根本背离”。
模式三：AB贷模式——欺骗担保人，转嫁贷款风险
行为描述：这是当前助贷中介领域最具争议、也最为普遍的违规模式，杭州涉案公司正是以此为主要作案手段。所谓“AB贷”，是指征信不良或资质不足的借款人A，通过助贷中介寻找征信良好的亲友B作为“担保人”，实际上却是借用B的身份信息直接申请贷款，B就此成为法律上认可的借款人。如A不还钱，B就要承担全部还款责任。
具体操作路径：中介告知资质不足的客户A需要增加担保人，A找来亲友B后，中介对B谎称增信不足、需要双方捆绑贷款或联合贷款才能办理。最终，中介以B的名义向银行贷款，贷款发放至B的账户后，中介收取高额服务费，再将余款转给A。许多网友反映被好友以“做紧急联系人”为由骗至银行，最终自己成了借款人。
罪名定性：区分三种情况，可能构成不同罪名：
情况一：构成合同诈骗罪
当B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始终认为助贷中介是在帮助贷款增信或联合贷款，而非由自己直接从银行贷款时，中介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项“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构成合同诈骗罪。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骗取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
情况二：构成骗取贷款罪或贷款诈骗罪
若相关贷款未如期归还，且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可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若中介本身就具有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目的，则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法定刑更重。
情况三：高利转贷罪
当B明确知晓自己是实际贷款人，中介以B的名义获取低息贷款后高利转贷给A，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
司法实践的争议焦点：实践中，AB贷案件中担保人B是否“明知”自己是实际贷款人，往往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争议。辩护律师需重点审查中介是否存在隐瞒关键信息、利用话术误导等行为，从而论证担保人B的“知情同意”并非真实意思表示。
模式四以“保证金”为名直接骗取钱款
行为描述：这是杭州涉案公司的另一大“创收”手段。贷款发放后，公司以“银行领导觉得您征信有风险”为由，从贷款金额中直接扣除10万至数十万元不等的“保证金”，承诺6-12个月后退还。实际上，这笔钱从未进入银行账户，而是被公司直接挥霍。仅2025年一年，该公司就以这种方式骗取保证金8000余万元。
罪名定性：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认定要点：此类行为的诈骗故意最为明显。所谓“征信风险”“保证金”完全是虚构的扣款理由，银行从未要求扣除任何保证金。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且涉案金额巨大（8000余万元），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模式五：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和使用客户数据
行为描述：助贷中介为拓展客源、精准营销，往往通过非法渠道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姓名、电话、住址、征信记录等，用于电话推销贷款业务。
罪名定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情节严重”的标准为：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或者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其他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等。
AB贷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关系：在AB贷模式中，即便A和B都对贷款操作知情同意，助贷中介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A或B的个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使用个人信息，同样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知情同意并不能当然豁免刑事责任。
杭州涉案公司的双重风险：该公司一方面通过虚假资料将劣质客户“包装”成优质客户骗取银行贷款，涉嫌骗取贷款罪；另一方面又以AB贷模式欺骗担保人，涉嫌合同诈骗罪。两罪并存，涉案金额巨大，主要责任人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徒刑的刑罚。
三、辩护视角：我们如何为助贷中介涉案人员争取从宽处理
（一）常见的辩护路径
助贷中介件的辩护并非无路可走。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以下几类辩护路径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主从犯认定——争取从犯地位。 在助贷公司中，普通业务员、行政人员、财务人员往往听从上级安排开展工作，并非公司经营者或决策者，属于从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杭州涉案公司有数百名员工，其中大量底层员工可能对公司的核心诈骗套路并不完全知情，这是辩护律师可以重点争取的方向。
第二，主观要件辩护——论证无非法占有目的。 以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的区分为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两罪的核心区分标准，前者法定刑远轻于后者。若能论证行为人仅有骗取贷款的行为（如协助提供不实材料），但并无非法占有贷款资金的目的（如资金确有实际经营用途、有还款意愿和能力等），则可能将案件定性由重罪转为轻罪。
第三，数额认定辩护——剔除不实金额。 诈骗类犯罪以数额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准确认定犯罪金额至关重要。
第四，认罪认罚与退赔——争取不起诉或缓刑。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中，积极认罪认罚、主动退赔退赃，往往是争取从宽处理的最有效路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亲办案例：陈某某涉嫌AB贷合同诈骗案——从刑事拘留到不起诉
（以下案例已隐去当事人真实姓名和具体信息，仅供分析行为模式和法律适用参考）
基本案情：2024年至2025年期间，陈某某在某信息咨询公司担任业务员。该公司通过电话邀约筛选高负债、急需贷款但因征信问题无法正常贷款的客户A，称有能力办理无抵押消费贷。因A自身资质不符，公司要求A寻找资质较好的亲友B作为“担保人”，后对B谎称需要双方捆绑贷款才能办理，最终以B的名义向银行贷款，收取高额服务费。这与杭州涉案公司的作案手法如出一辙。
陈某某于2025年1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2月变更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本团队接受委托介入。
辩护策略：我们重点围绕以下几点展开辩护——一是主从犯认定，陈某某在公司中系普通业务员，听从上级安排开展工作，并非公司经营者或决策者，属于从犯；二是主观恶性程度，陈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并主动退赔了涉案款项；三是认罪认罚，陈某某自愿认罪认罚，积极争取从宽处理。
案件结果：检察院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陈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从犯、坦白、认罪认罚、退赔等情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
案例启示：这一案件充分说明，即便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只要当事人能够准确认识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及时退赔退赃，加之专业律师的有效辩护，完全有可能争取到不起诉等最有利结果。不起诉，意味着在法律上不属于有罪判决，对当事人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最小，这是我们为每一位当事人争取的最佳目标。
（三）律师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一名从事刑事辩护多年的律师，我深知，当一纸拘留通知书送达家属手中时，那一刻的天塌地陷、手足无措，是旁人难以体会的。
您的家人或许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拿着几千元的底薪，对公司经营层的核心套路并不完全知情；他或许只是一名刚入职不久的新人，还没来得及看清公司的真面目；他甚至可能也是受害者，被当作“挡箭牌”推到了风口浪尖。 杭州涉案公司有数百名员工，绝大多数都是底层的业务员、行政人员，他们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从未想过自己会卷入一场涉案数亿的刑事案件。
在刑事案件的每一个阶段——从侦查阶段的第一时间会见、申请取保候审，到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提交法律意见、争取不起诉，再到审判阶段的出庭辩护——专业律师的存在，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最终走向。
我们代理过大量类似案件，深知司法机关的办案逻辑和裁判倾向。我们不仅熟稔法律条文，更懂得如何在关键节点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我们不会辜负这份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