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余贤龙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职业转折,他辞去了企业法务的工作,投身律师行业。在企业担任法务期间,他熟悉企业合规、合同管理、风险防控等全流程法律服务,这为他转型成为律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转型后,他发现刑事辩护领域充满挑战与机遇,从此专注于此,逐渐形成了刑事精准辩护的执业理念。他深知刑事案件胜负的关键在于证据,因此始终坚持全面阅卷、逐字质证、深挖细节,对各类证据精准梳理,善于发现证据瑕疵、排除非法证据。
后来,余贤龙律师接到了一起性侵(幼女)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这起案件难点重重,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手案件后,迅速展开行动。他第一时间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辩护空间在于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在“累犯+幼女+多次”三重极重情节下,他精准锁定从轻突破口,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
他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同时,他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决定性、关键性、不可替代的从轻情节,直接降低量刑档次。
在庭审中,余贤龙律师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他对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酒店证据逐条质证、精准抗辩,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保留事实、弱化恶性、强化自愿、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
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关系,交往过程具有自愿成分、非暴力胁迫;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书面谅解;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因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案件最轻刑罚。
事后,被告人家属对余贤龙律师的专业和尽责表示高度认可,他们没想到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律师能为被告人争取到最低刑罚,最大限度降低了牢狱之灾,保留了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余贤龙律师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执业理念,在刑事辩护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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