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辩护词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发表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以供采纳。一、 社会危害性是刑法意义的枪支的法定必备条件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第四十六条 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依据法律规定，刑法定义上的枪支要具有两个特征1、具有法定的枪支结构，2、具有法定的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二者必备，不能割裂。二、 张某所持有的仿真枪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张海持有的仿真枪是玩具，不是凶器。一审判决认为：“该签定书既描述了枪支的主要特征，也明确了被鉴定枪支符合枪支结构，即表明被鉴定枪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意义上的枪支，是“真枪”，而不是“仿真枪”。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2006)长公刑技痕迹字第095号长沙市公安局行事科学技术枪支鉴定书是本案仿真枪是否构成刑法定义上枪支的法定证据，也是该鉴定书的结论为：经鉴定，其中13支枪具备以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结构。但是，没有认定具有“足以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据此，可以证实，张海的仿真枪不存在刑法定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不适用刑法处罚。一审判决称，该鉴定结论没有具体描述枪支能致人死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特征，但因该特征是构成枪支的当然要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判决书割裂枪支管理法46条，只谈结构，不谈社会危害性。辩护人认为，本案应该弄清楚的问题，不是分析鉴定书是否正确，而是要根据这份鉴定书中张某的“枪”没有致人死亡或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的无罪认定，宣告被告无罪。判决书不应想当然的以所谓当然要件，无须证据。凭推理就轻率定罪处刑。三、 执法者不应支解法律故入人罪一审判决把司法解释中“其他非军用枪支”不受枪支管理法第46条之界定仿真枪即非军用枪支违背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司法解释是在法律范围内执行法律的解释，并不是否定、割裂枪支管理法第46条的解释。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回避了枪支管理法第46条规定，真枪就必须具有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社会危害性。没有法定的社会危害性，就不能定罪。一审判决违背了刑法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结论：一审判决有两个错误1、 把司法解释中的“其他非军用枪支”等同于“其他非军用枪支结构”。2、 把枪支结构和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两个要件割裂、支解枪支管理法46条，故入人罪。四、 审判长、审判员，一审判决书，令人惊讶，庄严的法律规定可以回避、支解，居然可以轻率判决，变无罪为有罪，致使一无辜青年，竟长期关押，法院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难道公检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的义务，竟大于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吗?本辩护人建议上级法院依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客观事实，宣告被告无罪。

[律师回复] 一、被告人聂某某在容留、介绍卖淫罪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本案系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共同犯罪。被告人聂某某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起辅助作用，是其老板雷某某(主犯)雇请过来帮忙收钱和记账发廊的，既没有积极具体实施犯罪行为，发廊和卖淫场所的承租人均不是被告人聂某某，卖淫女的招募、管理和收账由“张老二”(另案处理)具体负责，且嫖客都是自己来发廊进行卖淫嫖娼活动;也没有积极谋划，发廊的老板是雷某某，卖淫场所实际的承租人也是雷某某，被告人聂某某只是执行老板分配的收钱和记账工作，故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之规定，应当认定被告人聂某某系容留、介绍卖淫罪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花都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虽指控“同年8月12日开始，被告人聂某某接受同案人雷某某的雇请……”，但并没有认定本案系容留、介绍卖淫罪共同犯罪且聂某某系从犯，故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在量刑时对其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3、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二、聂某某在共同犯罪中主观恶性较小。聂某某与雷某某和“张老二”两人认识时间不长，是在2012年8月12日来发廊工作后，才真正与两人相识的，至2012年8月24日案发，聂某某才工作14天。作为一名普通的外来务工人员，聂某某参与犯罪其最初的想法也就是想挣点生活费，其参与犯罪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意识淡薄，加之生活窘迫，以至于触犯了法律。但聂某某的主观恶性并不大，其参与犯罪的程度低，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感化予以改造。因此辩护人认为应当对其减轻处罚，让其早日回归社会。三、被告人聂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被告人聂某某到案后自愿认罪，具有悔罪表现，应予从轻处罚。被告人聂某某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聂某某服从管理，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辩护人会见时其也多次表示后悔。在本次庭审中当庭认罪、真诚悔过，其认罪态度较好。据此，可以对被告人聂某某酌情从轻处罚，且花都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也同意对其从轻处罚。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6、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四、被告人聂某某没有获得任何非法利益。花都区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聂某某从嫖资中提成非法获利人民币9000余元，与事实不符。尽管发廊的记账本上记录有聂某某自2012年8月12日工作以来的发廊台费收入，但是台费收入均是由其老板雷某某所有和支配的，2012年8月21日雷某某在台费中支取了5000元，剩余的钱雷某某也没有给被告人，被告人也没在雷某某那里领到过工资。据此，可以对被告人聂某某酌情从轻处罚。五、被告人聂某某还有其他从轻处罚情节。并建议对其适用缓刑。1、从侦查机关查明的事实看，被告人聂某某在此之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也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聂某某一贯遵纪守法，没有犯罪前科，属于初犯，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在量刑时也应酌情从轻，法院应酌情对其从轻处罚。2、被告人聂某某身患重病，于2009年10月在湖南省肿瘤医院诊断出患有子宫癌。对其适用缓刑，不仅是给聂某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也将挽救一个家庭，有利于社会稳定。3、被告人聂某某家庭经济困难。2012年其前夫起诉至株洲市芦淞区法院与被告人离婚，同年5月法院调解离婚并出具《(2012)芦法民一初字第375号民事调解书》，但其前夫至今未履行赔偿一万元的义务，也从未尽对婚生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被告人每月需支付200元抚养费给其婚生女(张梦婷，13岁)至其大学毕业;在老家还有一个年迈的老母亲需要被告人赡养。对其适用缓刑，可以让被告人聂某某对老母亲尽孝道，对女儿尽教育抚养义务。4、被告人聂某某没有人身危险性，对其适用缓刑不会产生社会危害性。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受上诉人家属委托，受律师事务所指派，经上诉人刘某本人确认，本律师在刘某猥亵儿童一案二审中，依法为刘某进行辩护。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查阅复印了一审的庭审笔录和相关证据资料，征求了刘某本人的意见，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部分事实不清。(一)在本案的重要情节上，上诉人本人前后供述、被害人本人前后陈述以及上诉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之间都存在明显矛盾，仍需进一步查证，作出合理解释。首先，刘某猥亵乔某时使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辩护人注意到，被害人乔某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其应当能够准确分辨左右手。上诉人刘某作为成年人，也应当准确分辨左右手。而刘某一直供述自己是用左手猥亵乔某的。而乔某却说刘某是用右手摸的。辩护人认为，无论是刘某还是乔某，在“左手右手”问题上均没有说谎的必要。为弄清事实，人民法院有必要查清刘仁义供述和乔某陈述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其次，刘某猥亵乔某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查明。辩护人注意到，刘某在一审庭审前的大多数供述以及一审庭审中前期供述均称是将小女孩抱在腿上就行猥亵的。但一审庭审中后期却说“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那站着，没有抱在腿上，当时给小男孩要遥控器，正好弯腰。”显然，刘某的两种说法存在极大差异。另外，从乔某的《询问笔录》上可以看出，乔某先期陈述“把我抱到他家的沙发上……”，只是在询问人员强调“那个男的摸你的时候你是在沙发吗?”，乔某才说“他当时摸我时我被他抱在腿上。”辩护人认为，乔某的回答不排除有诱导因素的存在。辩护人认为，具体如何猥亵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量刑，但刘某当庭改变供述以及乔某前后陈述的矛盾需要合理排除。(二)被害人乔某妇科检查结果与猥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进一步查明。辩护注意到，证据中只有被害人乔某的妇科检查所见，并未指明妇科所见是否正常，以及与猥亵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辩护人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乔某妇科检查异常，不足以证明与猥亵行为有关。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值得商榷。《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治安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猥亵他人的立案标准是“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第18条规定“涉嫌以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猥亵儿童，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予立案。”从以上规定可知，猥亵儿童可能构成犯罪，也可能不构成犯罪。检察院检察员卢某、黄某2007年曾撰文认为“凡具有以下猥亵儿童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一年内猥亵儿童两次以上或一次猥亵儿童两名以上的;(二)采取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三)猥亵儿童致使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损伤的;(四)猥亵儿童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如严重损害儿童心理健康，造成被害儿童近亲属精神错乱或自杀的等等。)”辩护人认同这两名检察员得观点。就本案而言，刘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其没有采取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猥亵乔某，没有证据显示乔某受伤，没有证据显示给乔某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按治安案件处理比较恰当。三、退一步说，即使刘某的行为构成犯罪，本案量刑也明显过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09年6月1日在试点法院推广版本)第12条规定“非数额型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略下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个刑种的，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不同刑种的结合点，合议庭或独任庭可根据案情选择适用)”。 第111条规定 “猥亵儿童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一次，刑期增加六个月。造成轻微伤的重处10%。”第112条规定 “按本节规定对个案量刑时，合议庭(独任庭)根据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综合量刑要素考虑，依第一百零九条量刑时，可行使六个月以内的自由裁量权;依第一百一十条量刑时，可行使一年以内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上诉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大，对刘某的量刑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8个月。况且，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自案发后一直悔罪，一直请求被害人亲属的原谅，并且对被害人亲属的殴打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些都说明上诉人的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都较小。辩护人认为即使按刑事案件处理，在6-12个月期间内量刑较为合理。辩护人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自2009年6月1日起仅在试点法院施行，但辩护人认为该意见仍然对全国各级法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法院均应当参照上述原则进行量刑。四、上诉人及其家属愿意给予被害人适当补偿。事发当天，被害人的十余名亲属在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前，曾围殴上诉人，并当场将上诉人打晕。辩护人在会见上诉人时，上诉人对此表示不准备再追究被害人亲属的违法责任。另外，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听取了上诉人及其家属的意见。上诉人及其家属均表示，他们还愿意给予被害人适当经济补偿，争取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谅解。五、建议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适用缓刑。《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本案中，上诉人无任何不良记录，系第一次涉嫌违法犯罪。事情发生后，上诉人在被害人家属兴师问罪时就表示忏悔，对当即受到了被害人家属殴打式惩罚也没有怨言，其后又被羁押超过4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