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冻品案被告人面临主犯指控，辩护律师厘清边界获从犯缓刑判决

在这类共犯关系中，每一名参与人员都有权获得辩护，对自己没有实施的行为、没有起到的作用提出申辩，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实际实施的行为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边界就落在每个个体实际参与的动作上：参与策划走私整体方案、调度运输船舶、对接境外货物过驳、主导货物境内销售等核心环节的人员，在犯罪链条中起主要作用，要承担主犯对应的全部罪责；仅提供少量辅助性配合，没有接触核心运作环节的人员，仅需在自己实际参与的行为范围内承担次要责任。

这起走私冻品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涉案人数较多，涉案冻品数量大，由检察机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一名被告人D的行为是仅小额出资，后续配合参与少量关联事务，全程没有参与走私项目的策划、船舶调度、境外过驳货物等核心环节，也没有实际获取走私活动的收益，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各方的权责边界出现了明显争议：公诉机关提交的起诉材料将所有参与人员笼统列为共同犯罪行为人，没有明确区分各人员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被告人D面临被认定为主犯、判处实刑收监的风险，这一边界争议直接关乎最终的量刑结果。

当事人委托周红初律师担任其审判阶段的辩护人，浙江省舟山市周红初律师接受委托后，第一时间完整查阅全部卷宗材料，多次前往羁押场所会见被告人，逐页核对卷宗中记载的各同案人员的行为细节，逐一区分被告人D实际实施的行为与其他同案主犯实施的核心行为，梳理出全案各人员在走私链条中的不同位置：其他几名核心被告人全程主导走私的全部关键步骤，而被告人D仅做了小额出资，其余所有核心运作环节他都没有参与，在整个犯罪链条里只处于次要、辅助的位置。

在此基础上，周红初律师进一步核对当事人的其余情节，确认被告人D属于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归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全部事实，自愿签署认罪认罚文书，具备明确的悔罪表现，全程没有从本次走私活动中获得任何收益，主观恶性远小于主导犯罪的核心人员。这些事实梳理完成后，原本模糊的责任边界逐渐清晰：不能因为存在共同出资的形式，就把被告人D拔高认定为和主犯承担同等责任的共犯，他的行为边界完全符合从犯的认定标准。

进入庭审阶段，周红初律师围绕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认罪认罚悔罪情节发表完整辩护意见，客观陈述被告人D认可自身犯罪行为的前提，同时清晰指出其在整个走私链条中仅起到次要辅助作用，不是犯罪的发起者、策划者，也没有参与任何关键运作环节，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适用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其初犯偶犯、无犯罪获利、自愿认罪认罚的情节，请求法庭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经过开庭审理，逐一核对全案证据、梳理各被告人的实际行为、对比各人员在犯罪中作用的大小，完全采纳辩护人的核心辩护观点，认定被告人D系共同犯罪从犯，对其减轻处罚，最终作出缓刑的刑事判决，被告人D无需在监狱服刑，得以回归正常社会生活。

这一处理结果也进一步厘清了这类共同走私犯罪中的权责划分逻辑：共犯关系不等于所有参与者的责任均等，出资行为不等于必然主导犯罪进程，只要没有实质介入犯罪的核心策划与实施环节，就应当按照其实际起到的作用认定地位，结合各项从宽情节匹配对应的量刑结果。

周红初律师是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同时担任舟山矛盾调解纠纷调解员、浙江泽大(舟山)律所刑事辩护团队负责人、民商事团队负责人，自2017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以来，累计承办案件已逾600件，业务范围覆盖刑事辩护、人伤理赔、婚姻家事、合同纠纷等多个领域，目前正担任六横五金协会的法律顾问，此前曾担任大型国企法律顾问、海某星公司法律顾问，在处理涉企合同审查事务时曾帮助相关主体挽回5300万的损失，也办理过浙江省公安厅督办的非法捕捞作业刑事案件，通过找到决定性线索为当事人争取到缓刑结果。

执业以来，周红初律师始终兼顾重大疑难案件攻坚与基层小微矛盾调处，既处理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危险驾驶、盗窃、诈骗等传统刑事犯罪案件，也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网络赌博等网络新型犯罪案件，在轻微经济类犯罪、过失类犯罪处理中精准把握定罪量刑关键点，为当事人争取不予批捕、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从轻减轻处罚的结果。在民商事领域，她熟悉浙江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准确计算各项赔偿费用，妥善处理过保险拒赔、责任争议、侵权人无力赔偿、老年人受害维权等疑难案件，也处理过大量离婚、抚养权变更、夫妻财产分割、家事债务等婚姻家事案件，兼顾法理与情理化解家庭矛盾，还办理过工伤讨薪、劳动补偿、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常见基层民事纠纷，用通俗语言做好释法说理，减少信访隐患。

执业多年来，周红初律师始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承接舟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刑事、民事法律援助案件，重点服务困难群众、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尽心尽责、案结事了的执业准则，以专业法律力量理清不同关系里的权责边界，化解基层矛盾，减少社会争议，助力基层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