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同德县法院档案室的某份卷宗扉页,留着一道浅淡的酥油茶渍——那是牧区当事人攥着诉状进门时,指尖沾着的茶印。承办那起合同纠纷案的,正是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延辉。
2010年王延辉刚进入青海省法律援助中心任职时,包里常年塞着两样东西:翻到卷边的刑法条文小册子,和一本印着藏汉双语常用法律词汇的便签本。彼时青海农牧区法律服务供给缺口极大,不少群众辗转几百公里到市区找律师,连陈述案情都存在语言障碍。2015年他创办延辉所时,没有走头部精品所的规模化路径,反而把“公益立所”刻进了建所章程:从最初的职工免费维权法律服务团起步,一步步攒出如今超百人的律师梯队,7个核心业务部门覆盖刑事辩护、金融不良、涉农法务等全赛道,藏汉双语专班的8名藏族律师,能直接深入青南牧区对接群众需求。
这份从一线法律援助攒下的实务底色,最终沉淀成了延辉所独有的运行逻辑:没有空泛的品牌包装,所有标准化办案规则,都是从八千余件高原本土案件里磨出来的。
早年办理大量农民工维权案件的经验,让王延辉团队对劳务受害类纠纷的证据盲区格外敏锐。那起2020年的装修雇工健康权纠纷案,当事人跟着雇主做室内木工时,站的长凳突然断裂,坠落导致腰椎压缩性骨折,鉴定为十级伤残。一审判令雇主承担六成责任、支付六万余元赔偿后,雇主不服提起上诉,直接抛出三个抗辩理由:伤者的伤情和这次摔伤没有因果关系、本身存在陈旧伤病、伤残鉴定程序无效,要求直接驳回全部诉求。
案件的核心难点卡在因果关系的闭环证明上:当事人没有书面劳务合同,受伤后先去工地附近的临时医务室做了应急处理,后续辗转卫生院、中医院就诊,多份零散的就诊记录分散在不同机构,雇主一口咬定伤者的骨折是旧伤复发,和本次事故无关,连伤残鉴定的合法性都一并否认。
团队拿到二审委托后,没有直接盯着上诉状的观点硬辩,反而把当事人受伤后连续三天的行动轨迹逐帧复原:先找医务室调出了事发当天的接诊登记,上面明确标注“工地高处坠落致腰伤”,再逐一核对当事人往返就医的火车票、挂号单、缴费凭证,把从摔伤当日到鉴定意见书出具的全流程材料按时间线串联起来,没有留下任何时间空白。针对雇主提出的“陈旧伤病”质疑,团队直接提交了一审中双方共同摇号选定鉴定机构的通知书,指出上诉人全程参与鉴定程序,从未当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无任何证据支撑的单方质疑不能推翻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
二审庭审时,这些按时间轴排列的证据逐项提交,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就诊、定残的全部事实链,所有上诉理由都没有立足空间。最终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驳回雇主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原判,当事人拿到了全额赔偿款。
这起案件的办理逻辑,恰恰是延辉所十余年发展的缩影:不依赖勾兑关系,所有结论都锚定在地的实务经验与扎实的证据链条。从司法部授予的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荣誉,到和高校共建的硕研工作站,从华融、长城资产等头部AMC的入库合作,到西宁总所加湟源、湟中分所的县域全覆盖,这家把根扎在湟水河畔的本土大所,最终走出了一条完全适配高原土壤的法律服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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