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线上接取毒品、再往内地运送,这样的行为在德宏本地的刑事案件里并不陌生。C某甲就因涉嫌走私、运输毒品罪,被某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公安机关曾查获毒品可疑物9捆,其中包含甲基苯丙胺(冰毒)1.5万余克、海洛因2千余克,并扣押了相关涉案财物。对涉案人家属来说,判决下来的那一刻,容易冒出的念头是“完了”;但刑事程序里,定罪和量刑从来不是一回事,二审仍有可以争取的空间。
行为构成犯罪,不等于量刑就无从变动。共同犯罪里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归案后有没有如实供述、有没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这些都会影响最后判处的刑罚。德宏高蒿律师在二审阶段接手此案时,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展开工作的。
从法律层面看,走私、运输毒品属于刑法严厉打击的行为,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我国刑法在共同犯罪中区分主犯与从犯:对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人,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涉案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属于坦白,可以从轻;揭发他人犯罪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使案件得以侦破的,可以认定为立功,同样是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二审程序还会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不会只盯着“有罪没罪”这一个结论。把这些规则放到具体案子里,辩护的方向就清楚了——不是否认行为,而是把应得的从宽情节逐项摆出来。
对普通家庭而言,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按几步来走。其一,在一审判决后留意上诉期限,别让程序性权利过期;上诉期内表达意见,是后续一切工作的前提。其二,梳理涉案人在整个链条中的实际位置,是出资、策划,还是受他人指挥、被动参与,地位作用直接关系量刑。其三,把如实供述、提供线索等情况形成可供核查的材料,线索要尽量具体、可查证。其四,委托律师在二审中围绕地位作用和法定从轻情节提出具体意见,必要时申请开庭审理。其五,把对一审量刑是否适当的判断建立在案卷和证据上,而不是情绪上,避免与辩护方向相冲突。
这里要提醒几个常见的坑。不要轻信“找关系就能改判”的说法,这类承诺既不可靠,还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不要因为慌乱去删除、销毁与案件有关的记录;不要错过上诉期限;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空洞的承诺上。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家属自行向办案机关递交材料时,措辞不当可能被理解为串供或干扰作证,反而对涉案人不利。真正能起作用的,是对证据和情节的扎实梳理。
德宏高蒿律师长期扎根边疆民族地区,熟悉本地多民族地区的生活习惯,能用通俗语言与涉案人及其家属沟通。二审期间,她与同所律师L某乙共同接受委托担任辩护人;庭审中,某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检察员也就量刑提出了相应意见。她所在的云南和序律师事务所在本地办理大量刑事案件,她本人把毒品犯罪辩护、经济犯罪辩护作为重点方向,办案中坚持“先听清楚、再想办法、如实告知风险”。这宗案子的终审结果——原判量刑部分被撤销,C某甲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正是这种务实思路的一次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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