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对辩护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吗

[律师回复] 要写辩护意见书，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份。 控告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委托律师)：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电话等基本情况， 　　律师只需写明姓名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名称、电话。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时间、地点、侵害的客体、目的、动机、情节、手段、造成的后果等 　　事实要素。 　　控告的理由及法律依据：写明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构成的罪名和法律依据。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写明主要证据及其来源，主要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公安局(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控告人： 　　××年××月××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关于故意伤害罪辩护意见无罪的情况，我国不少的刑事辩护词都是由专业的刑辩律师作出的，这样能帮助从法律的角度来阐述对整个案件的看法，同时也能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要是您不幸遇到了刑事案件，我建议最好还是咨询一下专业刑辩律师，这样能保障您的权益不受伤害，或许还能使您从轻或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第<br/>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br/>第<br/>二，公诉人将本案木石山谋取的不正当利益理解为保住自己的既有官位以及谋取人事管理活动中的竞争优势，这种理解既违反刑法对“不正当利益”的规定，也缺少证据支持，公诉人指控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br/>第<br/>三，木石山系基于方工军的索贿暗示，被迫给予方工军十五万元，实际上也并未获得人事管理活动中的竞争优势等不正当利益，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对木石山的行为不以行贿论处。<br/>第<br/>四，被告人木石山依法不构成行贿罪，如果贵院因特殊因素而将木石山给予方工军财物的行为入罪，亦应考虑木石山在被追诉前已经如实向司法机关交代案件事实，且属于犯罪较轻的情况，依法应对木石山免除处罚 <br/>以下对辩护意见展开具体论述。<br/> 一、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符合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贵院依法应作出无罪判决<br/>《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简称《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了行贿罪，从罪状的表述上看，该罪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才构成犯罪。<br/>《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br/>（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br/>（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br/>（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br/>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在行贿案中，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需要有客观的证据材料证明行为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而结合本案，公诉人指控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与此项指控有关的在案证据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并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建议贵院在综合分析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无具体请托、未曾得到方工军为其谋利的承诺、送钱的前提是遭受方工军的刁难、木石山的行为合乎送礼技巧等情况的基础上，认定木石山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因而木石山的涉案行为不满足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br/> 第<br/>一，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无具体、明确的请托事项，方工军亦从未承诺为其谋利，无法得出木石山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br/>根据方工军的证人证言：“他（木石山）把这个袋子交给我，他说：局长，我知道你对我好，这是一点心意，请你收下。我就收下了，回家打开袋子看到里面有十五万元人民币。（详见卷2P60）”“（木石山为什么要在提拔后给你十五万元？）我当时也不明白……我至今也对他送这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木石山找到我，用一个塑料袋装了15万元人民币，说请我以后多支持他的工作。我说不过年过节，让他把钱拿回去，木石山说对我很感谢……（详见卷2P71）”<br/>根据木石山的供述：“2010年12月时我任职已有十个多月，任习艺劳动处处长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不好开展，经常受到方工军的批评，工作开展困难，非常困惑，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就有了送钱给方工军的想法，希望送钱给他与他搞好关系，得到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br/>根据朱两禾的证人证言：“当时木石山说他任省戒毒局生产处处长后在单位开展工作不顺利，工作得不开心，经常被省戒毒局局长方工军批评。木石山说想送些钱给方工军，与方工军搞好关系方便日后工作开展（卷2P80、P87）。”<br/>根据上述所列举的证据可反映出：<br/>一方面，木石山给方工军送钱时，没有明确、具体的请托事项，而仅仅是含糊、笼统地请求方工军支持工作，在案证据材料中，包括方工军本人的证人证言，也无法判断木石山所谋求的是何种具体的工作事项的关照；<br/>另一方面，方工军“至今对他送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说明方工军自始至终没有向木石山承诺过为其谋取任何利益。<br/>此外，根据木石山之供述以及朱两禾之证人证言，其二人对于木石山经常受到方工军批评导致工作难以开展的描述高度一致，但是对于木石山送钱的原因，亦只能空洞、抽象地称系“对工作的支持”、“方便日后工作开展”，从中根本无法得出木石山所开展的“工作”等同于“不正当利益”的结论。<br/> 第<br/>二，木石山给予方工军财物的前提是在工作开展中长期遭到方工军的刁难、责骂，故木石山所谋取的所谓“关照”，实质是使其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br/>方工军作为领导，对其下属木石山的长期刁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刁难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木石山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此前提下，木石山意图与方工军“搞好关系”，实质上就是追求与方工军维持公职人员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即希望方工军停止对木石山的无故刁难责骂，以便木石山开展本职工作。具体分论如下:<br/> 一方面，方工军对木石山的刁难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br/>其<br/>一，方工军承认“在工作中正常的批评可能是有的”，说明方工军对木石山的批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方工军的证人证言：“（木石山在被提拔后，你有无在工作中刁难过他）这个绝对没有，我至今也对他送这十五万元给我的原因想不通。当然在工作中正常的批评可能是有的，但故意的找麻烦这种事肯定没有。”<br/>其<br/>二，方工军作为木石山涉嫌行贿罪一案的对合犯，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人，本案中方工军如果承认对木石山有刁难行为，则依法应构成索贿型受贿，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故方工军很可能为了减轻责任而不如实回答侦查机关提出的问题。贵院有必要对其证言进行足够审慎的考量，尤其在其证言对被告不利且没有其它证据与之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br/>其<br/>三，方工军否认其在工作上对木石山存在刁难责骂的行为，但无法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也与事实不符。结合木石山及朱两禾之陈述，方工军肆意批评的行为已经导致木石山“在单位开展工作不顺利”的结果，可见方工军对木石山的批评行为已经达到“对人不对事”、“故意找麻烦”、“刁难”的程度。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殷增远亲属刘女士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诈骗案上诉人殷增远二审的辩护人。我们辩护人详细了解了案情，依法会见了上诉人并且参加了二审的开庭审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希望二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予以采纳：<br/>一、上诉人殷先生不构成诈骗罪。<br/>1、二审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代表的证言都证实：上诉人殷先生没有诈骗他们的钱财!他们给上诉人殷先生的钱，或是因为民间的人情往来或是因为自己在上诉人殷先生教其修炼佛法上得到了帮助，所以主动给予(个别还强调是强行给予)上诉人殷先生的妻子刘女士钱财。同时还证实，上诉人殷先生没有宣扬封建迷信，其只是在湖南岳阳的弥陀寺、甘肃武威的松涛寺、辽宁大连的安山寺等几所寺院里讲了一些禅宗佛法的内容。<br/>以上证人证言证明，上诉人殷先生客观上没有实施诈骗行为!且以上证人证言经过二审出庭的检察人员和辩护人质证，双方均无异议。二审法院应当采信。<br/>2、二审开庭再一次证实，殷先生没有诈骗的动机。<br/>首先，殷先生并没有向任何人索要钱财或者表现出索要钱财的动机和目的。如河北省保定市证人邓某某等人给予的57000元，完全是为了帮助上诉人殷先生修缮房子，邓某某召集大家，强行给予上诉人殷先生的。<br/>其次，殷讲课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佛法。<br/>第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给人“看病” ，借机收敛钱财，与事实不符。在二审庭审调查时，上诉人殷已经阐明，其只是提出一些养生、保健的理论和调理身体的方法，供大家参考以强身健体，谈不上是什么“看病”。<br/>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殷诈骗500余万元，不成立。<br/>1、二审中，检察员没有出示新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殷是骗取哪些被害人的500余万元财产!事实上，文圣区人民检察院也没有认定上诉人殷诈骗了被害人的500余万元财产!我们知道，诈骗500万余元是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但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殷的诈骗数额巨大，也没有认定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对上诉人殷的量刑也是按照诈骗数额巨大来处罚的，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在没有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诉人殷诈骗500余万元，我们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这种做法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二审法院应该予以纠正。把这500余万元财产依法返回上诉人及其子女。<br/>2、在一审中，我们就强调，被侦查机关扣押的上诉人殷的500余万元财产中，有一部分是上诉人子女的财产，一审法院应该区分哪些是上诉人的违法所得，哪些是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哪些完全不属于上诉人的财产。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办案，通通将这500余万元财产予以追缴，这是严重的违法判决。二审法院也应该一并予以纠正。<br/>三、一审法院判决追缴违法所得没有法律依据。<br/>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509条明确规定: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br/>纵观本案，上诉人殷的家庭及其子女的所有财产即500余万元并不是违法所得。<br/>首先，500余万元不是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孳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殷诈骗数额巨大既诈骗143500元，并不是诈骗500余万元。而且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殷量刑也是按照此数额定罪量刑。所以说，即使上诉人殷构成犯罪，其犯罪所得充其量数额也仅仅为143500元。<br/>其次，而且按照各级法院的管辖权来推断，如果上诉人殷是诈骗500余万元，一审法院根本没有管辖权来审理本案。既然一审法院审理了此案，那么这500余万元就不可能是上诉人殷的犯罪违法所得，这一点一审法院应该很清楚。<br/>再次，这500余万元更谈不上是违禁品或供犯罪所用的财物。<br/>尊敬的审判长和审判员，我们辩护人很珍惜今天的庭审机会。我们辩护人感谢您们依法采纳了我们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见，并让证人发表了他们的证词，促使本案案情明朗。从此，我们辩护人看到了公平公正的曙光。<br/>因此，我们辩护人希望二审法院，按照本案的事实证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改判上诉人殷增远无罪，还上诉人一个公道。<br/>谢谢。

[律师回复]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br/>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但没有规定被告人及其委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的举证期限问题，实践中法院要求开庭前五日前提交证据，但这个规定本人目前还没有找到法条的规定，二审也没有规定那些证据可以提交，那些证据不可以提交或者在什么时间提交，本人认为根据刑事案件二审全面审查的原则，可以认为二审只要是与案件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以及知悉案件事实的人都可以作为证据或证人提交或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