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犯与危险犯的区别是什么

[律师回复] 一．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的区别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显失公平的合同往往是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极不对等，经济利益上不平衡，因而违反了公平合理原则。法律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予撤销，不仅是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且切实保障了公平原则的实现。在民法上，民事行为显失公平的原因很多。但《民法通则》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则是指三种情形：一是合同当事人一方利用了对方紧迫情势、缺乏实际经验或不知情，使之提出或接受了明显不利的条件；二是当事人一方不正当地利用其在经济地位、社会影响或人际关系上的优越条件，使对方接受或提出明显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三是因第三方的不正当干涉，使双方当事人不得不达成显失公平的协议。这些情形与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和可撤销的原因有其显着的区别。二．显失公平有哪些情形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中利用对方发生紧迫情势或急需情况极为相似，但二者的明显区别是：第一，乘人之危中的一方当事人处于危难情况。所谓危难，除经济上有某种迫切需要外，还包括人身及财产安全处于危险或困难之中，其范围较为显失公平的急需更加宽泛。第二，乘人之危中的获利方多表现为积极促成行为及其后果的发生，而在显失公平的合同中，获利方处于消极状态，表现为受损一方积极提出不公平的条件或作出承诺。第三，从立法上看，我国《民法通则》把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区分开来，将前者归于无效合同的范畴，把后者作为可撤销合同的原因。

[律师回复] 在生活中，如果两人在争吵过程中，一人不慎将另一人推到，而此人有特殊病症，病发死亡，那么对于该过程应当如何定性如果行为人知道对方有特殊病症而故意为之又应当如何定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意外事件与过失的区别。什么是刑法中的意外事件按照刑法典第16条的规定，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情况就是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无罪过的意外事件。所谓不能预见的原因，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发生损害结果不但未预见，而且根据其实际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条件，行为时也根本不可能预见。判断是否应该预见行为危害结果，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凡社会中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生活准则，多数人能够遵守，因而能够预见到违反这些准则的行为的危害结果的，就应该承认犯罪主体也有预见的可能性。如果牵涉到需要一定的专门知识，那末，凡从事这项职业的多数人能够预见的，就应该承认犯罪主体也有预见的可能性。除这种客观标准外，还有主观标准，即可根据行为人的智能、发育、文化程度、技术熟练程度等，加以分析，断定行为人是否具备应该预见自己行为危害结果的条件。如果否定行为人具备这种条件，即不存在过失，因而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行为即称为“意外事故”。意外事件之所以不认为是犯罪，是由我国刑法所坚持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所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行为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其主观上既不存在犯罪的故意，也不存在犯罪的过失，因而缺乏构成犯罪和负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不能认定为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定罪和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客观归罪”，有悖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的要求。过失犯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过失犯罪，指在过失心理支配之下实施的、根据刑法的规定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类型。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有相似之处，表现在都没有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客观上又都发生了结果，但前者是不能够预见、不应当预见，后果是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只是疏忽大意才没有预见。在这个问题上，应根据前述判断基础、判断方法与判断标准，全面、客观、准确地判断行为人能否预见，从而正确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尤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事件已经发生，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已清楚地展现出来，故不应由此逆推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预见。这种做法容易扩大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范围。正确的方法是，从分析行为入手，根据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的客观环境以及行为入的知能水平，判断行为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预见结果的发生。 第二，不能因为结果严重就断定行为人能够预见、应当预见。行为人能否预见结果发生与实际发生的结果是否严重，具有一定联系；但不能由此认为，凡是结果严重的，行为人就能够预见、应当预见，凡是结果不严重的，行为人便不能够预见、不应当预见。只要结果严重就千方百计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做法，是结果责任的残余，违反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第三，行为人在实施不道德、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时，有时也会发生行为入所不能预见的其他结果，不能因为行为人实施的是不道德、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就断定他能够、应当预见自己行为的一切结果。特别是不能因为行为人的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就针对其不能预见的结果追究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律师回复] 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是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刑法犯罪过失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司法实务在处理职务、业务活动的责任事故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我国学者对此理论探讨的不多，司法实务中尚未自觉运用这些理论。因此，合理借鉴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一、危险分配的概念及理论发展所谓危险的分配，是德、日刑法理论中以“被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为理论基础，在“过失犯处罚减轻合理化”口号下提出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指：在从事危险的业务或者事务时，参与者应当以相互间的信赖为基础，对于该业务或事务所发生的危险，相互间予以合理的分配，就各自分担的部分予以确切地实施，相互间分担回避危险，使危险减轻或者消除。危险的分配的理论，虽然从客观上说，是对涉及危险业务、事务的当事人应当合理地分担对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的注意义务，但其理论的重点，学者认为，并不在于危险预见义务的分担，而在于由此可能实现消除危险（注：参见［日］大谷实：《危险的分配与信赖原则》，载藤木英雄：《过失犯-新旧过失论争》，学阳书房1981年日文版，第109页。）。然而，从刑事责任的分担上，无疑危险的分配要涉及到对于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回避义务依据何种原则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为回避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科以参与者在从事危险业务、事务活动中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对一方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多，则对另一方就应当要求的少，反之亦然。例如，驾驶汽车撞死了行人，就该事故论及有关人员的过失时，就必须考虑驾驶员和行人各自负有什么样的注意义务，是哪一方违反了注意义务。为保障交通安全，应当科以驾驶者和行人各自相应的注意义务，如要求驾驶者的注意义务多，则要求行人的义务就少，相反，要求行人的注意义务多，对驾驶者就应要求的义务少。那么，应以什么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从其实践以及理论发展的情况来看，应当说直至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原则。通常是基于行为人各自的法律地位，以“社会生活上必要的注意”（注：［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为根据，对具体事件具体分析参与者的注意义务的广狭与多少。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司法实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与危险的分配理论发展的密切关系。在日本，随着社会对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不同评价，危险分配的理论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在第二次前的日本社会，汽车持有的数量少，道路及交通设施也极不完备，道路狭窄，没有行车与行人道的区别，只是在主要路口设置交通信号灯，行人亦不太讲究交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实务中几乎就不承认汽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的地位，因而强调对行人安全的保障，在社会观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妥。所以，就科以驾驶者广泛的注意义务，对行人则要求极少的注意义务，给予行人相当的行动自由。当发生事故时，大都会认为是驾驶者的责任。例如，在日本大正时期，大审院的判决作过如下说明：“汽车的驾驶者在操纵汽车时，应当努力注意警戒道路的前方，防危害于未然，乃是其业务上当然的义务。在汽车行驶中，有人横穿马路，渐渐接近时，只鸣笛、减速尚不够，还应当注意行人的态度、姿势等其他情况，采取随时都得以停车的措施，使用避免急遽危害的方法，留有防危害于未然的余地。”还有判例要求驾驶者暂时停车，待行人通过后再启动行驶。如果驾驶者违反了上述注意义务，就应当构成业务上的过失致死罪。对于科以驾驶者如此广泛的注意义务，从而使汽车不能发挥其作为高速交通工具作用这一点，司法实务中虽然有明确的认识，但却认为：“如果因为驾驶者缺乏上述业务上的注意，使其操纵的汽车冲撞了行人，产生了死亡结果时，就应当构成业务上过失致死罪，即令因此而使具有高速度的汽车丧失其本来的机能，也不能免除其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