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中怎么认定错误认识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诈骗罪中被害人错误认识是什么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中被害人错误认识是什么<br/>诈骗罪量刑标准就是指以诈骗罪数额大小为主要因素，结合情节因素确定的标准，也是诈骗罪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标志。对于诈骗罪量刑标准的两个考量因素是：一是诈骗的数额标准；二是诈骗的情节因素。<br/>诈骗罪量刑标准的立法解释：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br/>诈骗罪量刑标准司法解释：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以下简称“1996年司法解释”)对诈骗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补充：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br/>诈骗罪量刑标准之加重处罚情形：<br/>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br/>(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br/>(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br/>(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br/>(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br/>(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br/>(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br/>(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br/>(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br/>(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br/>单位犯诈骗罪量刑标准：<br/>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br/>共同犯罪的诈骗罪量刑标准：<br/>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br/>诈骗罪量刑标准(未遂)：<br/>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br/>刑法修正案<br/>(七)新增诈骗罪量刑标准：<br/>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br/>诈骗罪量刑标准之数额：<br/>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br/>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如果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不属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无法发还未查明被害人的，应当依法上缴国库。<br/>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br/>最高人民研究室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问题的电话答复：即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但在处罚时，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做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br/>诈骗罪量刑标准缓刑适用限制：<br/>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缓刑：<br/>(一)未退赃或退赔的；<br/>(二)未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br/>(三)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br/>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有不正确理解。这类错误是否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如果属于对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就要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属于对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事实情况的认识错误，则不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br/>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分为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和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br/>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律师回复] 　　不可以认定为事实上的认识错误.　　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是指始终违背犯罪分子意志的，客观上使犯罪不可能既遂，或者使犯罪人认为不可能既遂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原因。这里的“不能”应以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为标准。行为人主观上还是希望犯罪既遂所要求的结果能够出现的，只是客观上不能，即使客观上还有可能将犯罪行为实施至既遂形态，但行为人主观上认为不能，并进而停止犯罪行为的，也认为是犯罪未遂。例如，甲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听到警车响，以为是来抓他的，便迅速逃离现场，实际上根本没有警车，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可以将犯罪行为实施完毕的，但甲当时认为犯罪行为不能实施下去，进而放弃犯罪的，成立犯罪未遂。　　事实上的认识错误包括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和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　　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不一致,但没有超过同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　　<br/>(1)误把甲对象当作乙对象加以侵害,且甲以体现相同的法益　　<br/>(2)由于行为本身的误差,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损害者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未超过同一犯罪构成要件　　<br/>(3)结果的发生并不是按照预期实现的　　<br/>(4)事前的故意　　<br/>(5)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　　抽象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现实所发生的分别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包括:　　<br/>(1)误把甲对象当作乙对象加以侵害,且甲乙体现不同的法益　　<br/>(2)由于行为本身的误差,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损害者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超过同一犯罪构成要件　　还有不明确的地方可以追问.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由于认识错误的性质影响行为人罪过的有无、罪过的形式、或者犯罪的既未遂，从而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对于假想防卫的错误性质需要深入研判。<br/>我国刑法通说理论认为，假想防卫是由于行为人对事实认识的错误而发生的，因此，应依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理来解决其法律责任问题。 如果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对方行为可能不是不法侵害，那么在主观上有过失，应对其假想防卫造成的损害负过失犯罪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预见到对方行为不是不法侵害，那么他在主观上无罪过，其假想防卫造成的损害属于意外事件，不负刑事责任。该观点论及客体错误时举例指出：“两个着便衣的警察扭获了正在盗窃的甲，出示证件后将甲带往附近派出所。行至途中，被甲的朋友乙、丙、丁遇见。三人以为两个警察是与甲打架的公民，上前将两个警察打倒在地，造成轻伤。在此案中，乙丙丁意图侵犯的是他人健康权利，却由于其认识错误，而实际侵犯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在执行的正常公务活动。对这种客体认识错误的案件，应当按照行为人意图侵犯的客体定罪，上述案件应认定为刑法典第234条的故意犯罪。”该观点论及对象错误时将其分为三种情况，其中<br/>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误把非不法侵害人认为是不法侵害人而进行防卫，这类情况显然不是故意犯罪，根据实际情况或是过失犯罪，或是意外事件。”在论及行为实际性质错误时指出：“行为实际性质的错误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发生了错误的理解。例如，假想防卫，行为人把不存在的不法侵害误认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防卫而致人伤、亡，由于行为人不存在犯罪的故意，因而不应以故意犯罪论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判定为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br/>显然，通说理论对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类型和罪责形式的判断前后抵牾，存在自相矛盾之嫌。详言之，事实上，上述所列举的三种情形上均属于假想防卫，可通说理论却将其分别认定为事实错误中的客体错误、对象错误以及行为实际性质错误。这在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性质判断上存在明显地不一致。同时，对于所谓客体错误的假想防卫认定故意犯罪，而对于对象错误以及行为实际性质错误的假想防卫认定为过失犯罪或者意外事件。这对假想防卫的罪责认定存在自相矛盾之嫌。<br/>国外刑法理论中对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类型判断亦存在分歧，但这种分歧是不同学者之间的认识分歧，这与我国通说理论的分歧有质的差异。在国外刑法理论中，为了区别假想防卫与正当防卫成立要件中其他要素的认识错误，将假想防卫称为“有关阻却违法性事由之事实前提的错误”、“正当化情状的错误”或“允许性构成要件错误”。但是，关于假想防卫的错误性质判断始终是一个理论难题。虽然假想防卫是一种“事实”错误，但在有关“违法性”的事实上，与构成要件事实之错误相异。因此，假想防卫“有究竟系阻却故意之‘事实错误’、抑或‘违法性错误’(禁止错误、法律错误)之争议”。最近有力的见解，乃“独自的错误说”。此种错误包含跨越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之基本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点，而理论界对个问题点又存在严重的对立与冲突，因此，此种错误问题的性质至今仍未解决。<br/>认识错误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类型亦不同。根据行为人误认的对象是事实还是法律，认识错误分为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对于法律规范是否存在以及法律规范的范围界限的误解，属于法律认识错误;对事实是否存在或是否将会发生的误认，则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依据发生的不一致所涉及的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中的阶层分类，认识错误可分为构成要件错误与违法性错误。这种分类方式又称为犯罪体系上的认识错误分类。如果发生误解的要素属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即为构成要件错误;发生的误解的要素是违法性阶层，则是禁止错误，也称为违法性错误。如果将两种分类均加以考虑，对事实认识和法律认识错误称为水平的错误分类，对于构成要件的错误和违法性错误则称之为垂直的分类。<br/>禁止错误，是指就禁止规范的存在有错误的情形，即误以为违法行为是合法行为而实施的情形就属于这一类。认识到行为被法禁止，但错误地认为，在具体案件中存在正当化规范，此即间接的禁止错误。包摄错误，是指错误地解释构成要件要素，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形。这种错误不是事实的错误，而且，它也不一定是禁止错误。<br/>上图中，所有错误类型被分为四个区间，分别以A<br/>1、A<br/>2、A<br/>3、A4表示。A1与A3是垂直分类下的构成要件错误，而A2与A4是违法性错误，但同时A<br/>1、A2是法律错误，A<br/>3、A4是事实错误。事实错误与构成要件错误并非等同关系，法律错误与禁止错误也非全等关系。但是，大体上构成要件错误与事实错误，违法性错误与法律错误具有法价值的等价性。正如日本学者大塚仁指出，违法性本身的错误，即行为人由于错误而缺乏违法性的意识的情形，过去被称之为法律的错误，今年来有力的见解称之为禁止的错误。但是，对于假想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认识错误(或容许性构成要件错误)来说，确实存在争议。其在犯罪体系上的认识错误分类(或垂直分类)中属于违法性错误，但在认识对象上的认识错误分类(或水平分类)中属于事实错误。<br/>但是，刑法上的任何行为属性归类最终都是为了确定该行为的罪责形式。根据上文图标内容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垂直的分类在分类的归属上与法律效果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当我们在做法律的时候，必须考虑分类的实益。垂直分类的实益是帮助我们清楚错误是发生在犯罪阶层体系中的哪一领域中，但这项实益所表现的意义仅止于此。在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垂直分类显得毫无用处。”<br/>因此，本文认为，垂直的分类不仅对判定假想防卫的罪责形式没有助益，且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中犯罪构成体系有较大差距。并且，我国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亦采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的分类方法;因此，以此分类标准来界定假想防卫的认识错误性质更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br/>如前所述，假想防卫是行为人以制止不法侵害的意图，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而事实上不法侵害不存在或者侵害了<br/>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行为人<br/>首先认为他人正在实施不法侵害，但事实上不法侵害不存在;<br/>其次，行为人进而认为自己实施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正当防卫行为，但事实上这并不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从而不是法律所鼓励的行为。易言之，假想防卫存在两种认识错误过程：一是对他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错误，二是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判断错误。<br/>对于<br/>第一种错误，显然不属于法律认识错误，而是事实错误。因为，法律错误是指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而事实上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情形。对于假想防卫而言，虽然不存在违法性阻却事由的事实，但是行为人误信为存在而实施了防卫行为，这是一种与违法性本身错误不同的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在假想防卫的第二个认识错误过程中，行为人在误认为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情况下，而实施防卫行为，并认为该行为具有法的适当性。因此这种错误属于法律认识错误。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的区别在于：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属于事实认识错误的范畴;就假想防卫而言，是“行为人在没有急迫不正的侵害时，误信为有而事实的防卫行为，是对急迫不正的侵害这种事实本身的误解。与此不同，行为人误信即使没有急迫不正的侵害也允许进行正当防卫时，这种错误就是关于规范本身的认识错误，当然相当于法律的错误”。<br/>正因为上述原因，我们不能将这两个认识错误割裂开来，仅根据其中的一种认识错误而简单地将假想防卫视为事实认识错误或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假想防卫应当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的综合体，是一种与单纯的事实认识错误和法律认识错误不同的第三种错误类型。前述图表亦清楚地表达了，诸如假想防卫是违法阻却事由认识错误是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简而言之，假想防卫是以认识对象为划分标准的一种的认识错误类型。这种观点在德日刑法理论中亦得到支持。例如有日本学者指出，“事实前提之错误，乃既非构成要件错亦非禁止错误之独自的错误，其系以构造上之类似性为基础，而肯定阻却视为责任要素之故意。德国学者亦指出，“对合法化事由被认可之情形的错误(允许构成要件错误)的处理，存在着争议。这里所指的是介于构成要件错误和间接的禁止错误之间的特种错误。”

[律师回复] 关于诈骗罪受害人没有陷入错误认识却无法对之进行真伪鉴别的抽象怀疑场合,行为人成立诈骗罪;被害人对所描述的相关事实的真实性产生特定的怀疑,并且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查知真实情况,使自己的怀疑变得具体化,但却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宁愿相信对方所说为真的具体怀疑场合,行为人不成立诈骗罪;被害人没有错误认识的场合,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并无实质意义.对被害人错误认识与现实的不一致,应当立足于“被害人”,而不能从“一般人”出发进行判断.

[律师回复] 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作为犯罪事件中的一方当事人,与犯罪的最终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方主体。对诈骗犯罪的被害人的研究有利于总结诈骗犯罪中被害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被害性从而对预防诈骗犯罪的发生,减少诈骗犯罪的破坏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出发,对诈骗犯罪中被害人问题进行体系化的分析和研究。这篇文章总共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诈骗犯罪与诈骗犯罪中被害人的阐述。通过对诈骗犯罪概念与特点的概述,被害人的概述与分类,对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进行具体界定: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是基于行为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而产生错误认识或强化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诈骗犯罪的受害人只能是自然人且必须是具有处分财物能力的自然人。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主要是因为自身的不谨慎行为或缺乏必要知识而致使自身上当受骗,但也不乏贪财心切、想一劳永逸发大财;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容易轻信;缺乏法律常识,在经济交往中不依法办事,或接受贿赂而签订虚假合同,或急于求成,想一本万利而上当受骗的。在对被害人的特征和分类的叙述中指出诈骗犯罪被害人的特点。第二部分对刑法学中几种常见的被害人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特点,通过论述诈骗罪中被害人与诈骗行为人的互动过程,来论述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为何会被骗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诈骗犯罪被害预防问题的探讨。这部分论证了诈骗犯罪被害预防存在着诈骗被害前预防、诈骗被害中预防与诈骗被害后预防的三个阶段,而又着重指出因诈骗犯罪行为手段和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不同而导致在被害中预防也要相应的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又通过论证诈骗被害预防与诈骗犯罪预防的关系,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论证如何有效的预防诈骗犯罪,保护诈骗犯罪被害人的利益,从而对预防诈骗犯罪与减少诈骗犯罪被害人的损失有积极作用,对诈骗犯罪被害人的论证,对于预防与减少诈骗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