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诉讼时效是多久，如何防止恶意借贷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如何防范民间借贷中经济犯罪 民间借贷中经济犯罪的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导向，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实现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 第二，要创新监管方式，制定法规，适度进行市场监管，规范民间借贷从业者的行为。 第三，严厉打击民间借贷中的经济犯罪。最后是增强公众的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强调民间借贷参与人理性参与，遵守法律，注重风险防范，积极举报犯罪，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何判断和识别民间借贷中常见的经济犯罪与主要的犯罪手段 所有民间借贷的经济犯罪都有共同特征。 ? 第一个特征，未经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目前为止能够从事这种存贷业务的只有银行性金融机构。 第二，通过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放贷。 第三就是保证高额回报，保本承诺。 第四，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一个特征就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对象吸收资金。如果是向特定人群吸收资金过程中实施诈骗行为，定的罪名属合同诈骗。 根据公安部通报，民间借贷过程中常见的犯罪手段五花八门，隐蔽性非常强。 第一种就是搞返本销售，按约定进行回购，购买后承诺在一定时间进行包租，包租后进行返本，这种手段在房地产领域较多，属于集资诈骗。 第二种手段，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第三种，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联合种植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最有名的是蚂蚁养殖案。所有这些都是以高额回报为名，实际上是非法吸收资金，非法募集资金。 第四种手段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这种方式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民营企业，它们当然也是以高额回报为名。如果大家对它的经营项目进行判断，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显然无法达到这种高回报，最终出现的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些年来集资诈骗、非法吸存等，被害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手里有养老钱，又不想放到银行里吃很低的利息，对现在的经济社会又缺乏正常的判断，容易被人欺骗。 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存在犯罪，大家也可通过利率高低、借款用途、借款人身份、还款方式、还款期限等来判断。比如，利率太高而又没有相应实体经济支撑，可能就存在风险。还款期限过长也有犯罪可能，因为正常的借方一般是解燃眉之急，不可能长期承担高利率。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如何防范民间借贷中经济犯罪 民间借贷中经济犯罪的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导向，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实现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 第二，要创新监管方式，制定法规，适度进行市场监管，规范民间借贷从业者的行为。 第三，严厉打击民间借贷中的经济犯罪。最后是增强公众的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强调民间借贷参与人理性参与，遵守法律，注重风险防范，积极举报犯罪，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何判断和识别民间借贷中常见的经济犯罪与主要的犯罪手段 所有民间借贷的经济犯罪都有共同特征。 ? 第一个特征，未经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目前为止能够从事这种存贷业务的只有银行性金融机构。 第二，通过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放贷。 第三就是保证高额回报，保本承诺。 第四，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一个特征就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对象吸收资金。如果是向特定人群吸收资金过程中实施诈骗行为，定的罪名属合同诈骗。 根据公安部通报，民间借贷过程中常见的犯罪手段五花八门，隐蔽性非常强。 第一种就是搞返本销售，按约定进行回购，购买后承诺在一定时间进行包租，包租后进行返本，这种手段在房地产领域较多，属于集资诈骗。 第二种手段，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第三种，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联合种植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最有名的是蚂蚁养殖案。所有这些都是以高额回报为名，实际上是非法吸收资金，非法募集资金。 第四种手段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这种方式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民营企业，它们当然也是以高额回报为名。如果大家对它的经营项目进行判断，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显然无法达到这种高回报，最终出现的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些年来集资诈骗、非法吸存等，被害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手里有养老钱，又不想放到银行里吃很低的利息，对现在的经济社会又缺乏正常的判断，容易被人欺骗。 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存在犯罪，大家也可通过利率高低、借款用途、借款人身份、还款方式、还款期限等来判断。比如，利率太高而又没有相应实体经济支撑，可能就存在风险。还款期限过长也有犯罪可能，因为正常的借方一般是解燃眉之急，不可能长期承担高利率。

[律师回复] 一、写借条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1、借条的书写人一定要由借款人书写，而不是由贷款人书写，这样可以防止借款人以贷款人擅自书写内容为由，拒绝承认借条的有效性。 2、借条尽量简洁明了，不要用模棱两可的语言，比如： A借 B一万元。这样的语言无法明确是谁向谁借钱，应当用“借给”而不是“借”，没有明确方向性。 3、不要书写借条的原因关系，比如：因为什么原因向你借钱，这个与借条本身无关，如果加入就可能产生附带条件的借贷民事行为，导致借款人引用该条件进行抗辩。 4、尽量附带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身份证号码，体现在借条中，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确认借条当事人的过程。因为，有时候某些人的日常用名与其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不同的，如果借款人是用化名或小名和你交往和书写借条的，那么，该借条的签名就存在重大瑕疵。 5、也是最重要的，借款人的签名一定要亲眼所见，如果借款人利用他人之手来签署名字，就会导致借条失去证明力，因此，不要接受已经书写好的借条或事后书写的借条，必须要求借款人当面书写借条。借条本身必须是一张完整的纸，不能是撕过或裁剪过的纸张，曾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一个借款人分几次偿还借款，每次偿还就书写在借条的下部，最后，贷款人把下部撕去，否认借款人前面几笔还款的事实，将借款人告上法庭，要求其全额偿还。借款人以借条有撕去部分作为抗辩，最后被法官结合其他证件采纳借款人，判决贷款人败诉。因此，借条的完整性也非常重要，防止借款人以借条不具有完整性作为抗辩，因为并不了解撕去的部分是否有其他意思表示，而民事诉讼中，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你作为原告主张撕去的是空白无用的废纸，是需要自己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还有一个是诉讼时效的问题，2年的诉讼时效是从还款日开始起算，如果从还款日起两年内，你未向借款人主张债权就丧失胜诉权。虽然从法理上，你只要向借款人要求还款就中断诉讼时效，但是，你要证明自己某日确实向借款人主张过债权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况下由贷款人证明），在实践中基本没有可操作性。 二、如何防止借条超过诉讼时效为了防止超过诉讼时效，你可以用两种方式写借条。一种就是，诉讼时效即将届满的之前，要求借款人重新打借条，如果借款人不肯就向借款人所在地人民提起民事诉讼。另外一种方式是：根本不写还款日，因为，2年诉讼时效的起算是由还款日开始计算的，如果没有写还款日，就是债权人第一次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开始起算。由于没有还款日的借条中，债权人随时可以向债务人要求还款，因此，债务人要证明债权人主张债权的时间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况下由借款人证明）。而无明确还款日的保护时效是20年，如果自借款之日20年内债权人还不主张债权，债权人将完全丧失债权。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恶意堵门是属于妨碍通行权的民事侵权行为，是违法的。 可以先与堵门者进行协调沟通，协商不成可以采取报警方式，等候警察前来处理。不可与堵门者暴力相向，最好不要激怒堵门者，以保证自身安全为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民间借贷中的恶意诉讼怎样预防? 在处理过众多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之后，发现民间借贷纠纷中的恶意诉讼比例相当高。一般认为，恶意诉讼一般是指当事人滥用民事诉权，为追求不法、不当利益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而提起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或现象。 我们认为，诉权是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公民只要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均有权提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任何行为都有一个合法的范畴，如果行使权利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则往往被认为是“滥用权利”。同样，诉权作为权利的一种，也存在滥用的问题。恶意诉讼则是滥用诉权的表现之一。 对于恶意诉讼的制裁，现在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因此，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预防恶意诉讼的发生。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认为有几个建议可供公众参考： 第一，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亲戚之间的借贷活动，都应当要求出具书面借据或者其他类似书面凭证。同样，如果还款，则也应当要求归还书面凭证。如因故没法归还书面凭证，则记住一定要重新写一份收条，同时注明之前的借据等凭证作废。 第二，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往，尽量减少现金流动，特别是大额借款，请通过银行汇款或转账等方式进行，同时在银行凭证上注明是借款用途或者归还借款的用途。 第三，在书写上述借据或者还款凭证时，不能过于简单，尽量写明借还款的金额、时间、主体等信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在借据等书面凭证上约定清楚，如发生纠纷由哪个地区的人民管辖，这个约定非常重要，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约诉讼成本。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民间借贷中的恶意诉讼怎样预防? 在处理过众多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之后，发现民间借贷纠纷中的恶意诉讼比例相当高。一般认为，恶意诉讼一般是指当事人滥用民事诉权，为追求不法、不当利益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而提起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或现象。 我们认为，诉权是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公民只要认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均有权提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任何行为都有一个合法的范畴，如果行使权利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则往往被认为是“滥用权利”。同样，诉权作为权利的一种，也存在滥用的问题。恶意诉讼则是滥用诉权的表现之一。 对于恶意诉讼的制裁，现在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因此，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预防恶意诉讼的发生。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认为有几个建议可供公众参考： 第一，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亲戚之间的借贷活动，都应当要求出具书面借据或者其他类似书面凭证。同样，如果还款，则也应当要求归还书面凭证。如因故没法归还书面凭证，则记住一定要重新写一份收条，同时注明之前的借据等凭证作废。 第二，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往，尽量减少现金流动，特别是大额借款，请通过银行汇款或转账等方式进行，同时在银行凭证上注明是借款用途或者归还借款的用途。 第三，在书写上述借据或者还款凭证时，不能过于简单，尽量写明借还款的金额、时间、主体等信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在借据等书面凭证上约定清楚，如发生纠纷由哪个地区的人民管辖，这个约定非常重要，可在很大程度上节约诉讼成本。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恶意逃避债务如何惩罚 如何惩罚不一定。需要看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是谁，举例： 1、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不是破产清算企业，可以执行。 2、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是破产清算企业，不可以。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按规定参加债权人会议，行使权利、接受清偿。 理由：企业破产法明确规定，受理破产申请后，一是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二是正在进行执行的程序应当中止。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人民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人民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我们要如何去商标恶意注册的行为呢？恶意注册商标会对商标权人不利，也会对企业带来不良的影响。我们进行商标注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现在却出现很多恶意注册商标，针对恶意注册商标，国家也在严重打击，并且采取多项措施来切实恶意注册商标的行为。那么具体的措施有什么呢？请看下文详细介绍。 根据最高2001年制定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被告的行为被证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应当认定其具有恶意： 1、为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 2、为商业目的注册、使用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原告提供的产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其他在线站点的； 3、曾要约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4、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 5、具有其他恶意情形的。 针对恶意注册商标这种情况，工商总局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来切实恶意商标注册行为： 1.积极配合修改商标法，增加诚实信用条款及有针对性地防止恶意注册的规制条款。 2.继续加快商标注册申请审查，使审查周期由现在的12个月缩短到10个月，异议和争议案件审理周期缩短到20个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严格依法审理，在商标注册申请受理、审查、异议、争议、转让、管理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对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及时驳回，对不符合条件的商标转让申请不予核准。 4.对于连续3年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及时予以撤销，既防止恶意转让，又充分利用商标资源。 5.依商标管理机关职权及时主动撤销发现的恶意注册商标；积极受理并认真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或举报，一经查实，及时驳回恶意商标注册申请或撤销已经注册的商标。 6.加强商标代理机构的监管，防止其成为恶意抢注的通道。 7.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通过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及所取得的成果，震慑不法行为，营造崇尚创新、尊重知识产权、自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良好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如何防范民间借贷中经济犯罪 民间借贷中经济犯罪的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政府应该明确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导向，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实现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 第二，要创新监管方式，制定法规，适度进行市场监管，规范民间借贷从业者的行为。 第三，严厉打击民间借贷中的经济犯罪。最后是增强公众的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特别是强调民间借贷参与人理性参与，遵守法律，注重风险防范，积极举报犯罪，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如何判断和识别民间借贷中常见的经济犯罪与主要的犯罪手段 所有民间借贷的经济犯罪都有共同特征。 ? 第一个特征，未经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目前为止能够从事这种存贷业务的只有银行性金融机构。 第二，通过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放贷。 第三就是保证高额回报，保本承诺。 第四，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一个特征就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对象吸收资金。如果是向特定人群吸收资金过程中实施诈骗行为，定的罪名属合同诈骗。 根据公安部通报，民间借贷过程中常见的犯罪手段五花八门，隐蔽性非常强。 第一种就是搞返本销售，按约定进行回购，购买后承诺在一定时间进行包租，包租后进行返本，这种手段在房地产领域较多，属于集资诈骗。 第二种手段，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第三种，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联合种植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最有名的是蚂蚁养殖案。所有这些都是以高额回报为名，实际上是非法吸收资金，非法募集资金。 第四种手段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这种方式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民营企业，它们当然也是以高额回报为名。如果大家对它的经营项目进行判断，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显然无法达到这种高回报，最终出现的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些年来集资诈骗、非法吸存等，被害人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手里有养老钱，又不想放到银行里吃很低的利息，对现在的经济社会又缺乏正常的判断，容易被人欺骗。 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存在犯罪，大家也可通过利率高低、借款用途、借款人身份、还款方式、还款期限等来判断。比如，利率太高而又没有相应实体经济支撑，可能就存在风险。还款期限过长也有犯罪可能，因为正常的借方一般是解燃眉之急，不可能长期承担高利率。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如何防止房东恶意涨房租？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买房的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很多人选择了租赁房屋，租赁房屋时可能会遇到房东恶意涨房租的情形。若租赁合同到期后续签时，房东恶意涨租，比如原来800元月的房租涨到1500元月，承租人可以选择不再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若是在租赁期间，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面随意提高租金水平。房东恶意涨房租，违反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人有权要求房东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并要求房东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九条
出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房屋的维修义务并确保房屋和室内设施安全。未及时修复损坏的房屋，影响承租人正常使用的，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减少租金。
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面随意提高租金水平。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房屋产权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各一份)、由本人到当地房管局办理房产证遗失登记(本人不能到场办理的需要提供一份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并提交遗失补正书面申请
2、房产档案馆查档并出具房产权属证明
3、到当地房管局指定的报社登报声明原房产证作废
4、如果原房屋所有权证存在抵押未解除的还要求抵押权人出具同意补证的证明原件
5、登报声明原房产证作废满6个月后办理补证登记手续
6、三十日后领证。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由于转移现金很难取证，夫妻可以对大宗存款设个联名账户，防止对方擅自转移一旦发现对方有转移财产的迹象，要多留心对方存单的账号、储种、在哪个储蓄所存的钱，以便向法庭提供合法的证据。同时，还可以从交水电费、手机费等收据，了解对方有哪几个银行账号，余额还有多少。
另外，如果还未或已经，发现另一方已在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可以向申请财产保全。
在离婚后一段时间内，一方又找到对方婚前转移财产的证据，还可以向人民提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如果想在行政诉讼中胜诉，避免败诉，那么就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据和理由。因为审理行政案件，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人民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虚假诉讼危害严重，且随着对此类行为打击的深入，虚假诉讼案件也呈现出手段翻新、方式多样的新特点，但无论如何变化，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只要法官明察秋毫，严加防范，就不会给参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 （一）对案件事实进行严格审查。 （二）对虚假诉讼参与人严厉惩戒。要进一步提高对虚假诉讼案件的防范意识，形成制裁虚假诉讼的共识和氛围。对民间借贷案件不再着重调解，对交付事实严格审查，对通过吵闹向承办人和施加压力的人严厉惩处，在内部和法律服务者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案件必严格审查的共识和氛围。 （三）立、审、执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立案是源头，审理是关键，执行是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零七条规定：

[律师回复] 过去，曾有不少申请仲裁的劳动者抱怨，诉讼程序太复杂、时间太长，实在拖不起。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变。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协商、调解、一裁两审”，其中劳动争议仲裁处理案件的法定一般期限为两个月，人民一审的法定一般期限为六个月、二审法定一般期限为三个月。一些用人单位为此进行恶意诉讼以拖延时间，使劳动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因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仲裁环节规定部分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这意味着，今后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以及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而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局即为终局裁局。这样，有利于尽快解决劳动争议，避免增加劳动者的维权时间和成本。此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缩短了劳动争议仲裁的审理期限，由原来的六十日减至四十五日，如果确需延期的，延长期限也由过去的不超过三十日缩短至不超过十五日。

[律师回复] 过去，曾有不少申请仲裁的劳动者抱怨，诉讼程序太复杂、时间太长，实在拖不起。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这一状况将得到改变。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是“协商、调解、一裁两审”，其中劳动争议仲裁处理案件的法定一般期限为两个月，人民一审的法定一般期限为六个月、二审法定一般期限为三个月。一些用人单位为此进行恶意诉讼以拖延时间，使劳动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因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仲裁环节规定部分案件实行有条件的“一裁终局”。这意味着，今后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以及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而发生的争议，仲裁裁局即为终局裁局。这样，有利于尽快解决劳动争议，避免增加劳动者的维权时间和成本。此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缩短了劳动争议仲裁的审理期限，由原来的六十日减至四十五日，如果确需延期的，延长期限也由过去的不超过三十日缩短至不超过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