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134条的问题是什么？

我国的法律法规非常的系统详细，对于我们社会中所有能接触到的领域都有所规定，我们一定不要违反我国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我们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我们社会秩序的保证，我们对于刑诉法134条的问题应该有不明白的地方。

一、刑诉法解释134条

第一百三十四条 【自侦案件中逮捕的时限】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二、刑诉法第二编第二章第十节具体内容

第十节、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第一百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本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需要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一百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

一、搜查干预公民财产权的表现

“搜查”，即搜索、检查，其在收集证据及其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搜查之所以会对公民财产权造成侵犯，是由搜查的目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

(一)搜查的目的决定其容易侵犯财产权

搜查的主要目的是收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和犯罪嫌疑人。这两项任务不分主次，发现和收集证据为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条件，而抓获犯罪嫌疑人则有利于证据收集，使得侦查机关的证据链条得以巩固。搜查的目的之一，发现和收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即要发现应扣押物(犯罪证据或应没收之物)，那么这些物通常必多指向公民的财物，因此，搜查的实施必定会威胁和损害到公民的财产，即使是合法的搜查也难免会侵犯公民财产权，毋庸说非法搜查了。

(二)搜查的性质决定其干预财产权的本质属性“任何一次搜查行为的启动，都代表某个体公民的权利在国家暴力压制下被迫减损”。[2]为此，一般法治国家在立法上都严格规定了实施刑事搜查的主体，我国也不例外，以防止公民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和公权力的滥用。搜查和羁押、扣押一样容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因为它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直接指向目标是人的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即使将“同意搜查”视为一种任意侦查行为，仍然不能改变其干预财产权的本质属性，这完全是由搜查的强制性所决定的。从搜查与扣押的关系来看，搜查往往是扣押的前置性程序，发现涉案财物是其直接目的，而扣押通常是紧随搜查的一项强制处分，为扣押作准备是搜查的应有之意。而扣押直接控制涉案财物，是典型的干预财产权的措施，因此搜查难免会干预公民财产权。

(三)搜查对财产权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侵害

一般而言，搜查行为本身具有物理强制力，在搜查过程中，难免损及公民的财物，这种侵犯既可能对公民财产权造成直接侵害，也可能造成间接损害。例如，为了发现并控制涉案财物，执行搜查时可采取强行进入、开锁、启封等必要措施，这就会对被搜查人的财产造成直接侵害;如果侦查机关无限制地对被搜查人的办公场所或营业场所进行搜查，将会影响该处的正常办公和营业，进而影响到被搜查人的财产收益，这就属于间接侵害。

二、我国搜查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从最大程度上平衡好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正当私权的关系，规制有强制性特点的刑事搜查权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权力规范运作的必然，而国际通常的做法就是运用法律[4]严格规定出刑事搜查的基本条件、审批权限、执行要求、禁止性规定等主要内容，搜查是对物的强制处分的一种，因此法治国家在对搜查程序进行设计时，都将保障公民财产权作为其重要内容。我国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34条至138条对搜查进行了规定，与旧《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3条比较并没有内容修改，与法治国家相比较，规定仍极为粗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搜查的启动条件不明确

我国新《刑诉法》完善侦查措施和保障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在搜查程序方面，新法规定中仍没有规定搜查启动的法定条件。也就是说，实践中，侦查机关立案之后根据需要随时可以进行搜查而不受限制。可见，我国对于搜查这一侦查手段的启动条件过于随意，规定粗糙，极不合理，非常容易造成对公民财产权或其他权利的侵犯。换句话说，侦查机关缺乏规制的启动搜查程序，非常容易造成出于破案的需要而恣意侵犯公民财产权状况的发生。案件侦破前，因为不清楚谁是真的犯罪人，必将导致每人都将面临被搜查的风险。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强调搜查目的却不明确搜查启动条件的规定，是偏向刑事侦查的价值目标的，会形成侦查机关搜查权的扩张与滥用。

(二)搜查的时间、地点、对象缺乏限制

2013年新《刑诉法》仍然未提及搜查时间的限制问题，没有夜间搜查的禁止性规定。在法治国家，为避免公民权利受到滋扰，规定了不得进行搜查的时间以及禁止搜查的场所，例如非紧急情况，夜间不得进行搜查。而侦查实践中，为了获取证据，尽快侦破案件，侦查人员往往选择夜间进行突袭搜查。另外，新《刑诉法》对搜查的地点也没做明确的限制，这些都极易侵犯被搜查人的合法权益。

《搜查证》是侦查人员行使搜查权的必要凭证，是规范搜查行为的法律依据，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为避免侦查人员利用搜查证内容不具体为由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正当权益的不良现象发生，《搜查证》记载事项必须特定、清楚、具体。域外法治国家通常对搜查证的内容设计都做了明确的要求。内容均包括搜查权的行使范围、搜查对象的特定性描述。为防止公民误解侦查人员的执法工作，或是因为搜查行为导致对公民合法利益不必要的侵害，应当对搜查对象的特定特征做出具体描述，方便侦查人员的准确识别。同时这样做也在于限定搜查范围，防止侦查人员超越范围恣意搜查。在我国，《搜查证》是由存根和正本构成的多联式填充型司法文书，记载的内容相当简单，没有写明具体的搜查案由，也没有限定搜查的具体时限和范围，侦查人员只要提出申请，并在搜查证上填充侦查人员的基本信息，就可以启动搜查的执法程序。仅凭一张搜查证，就搜查多处、多物、多人的一证多用、超范围搜查等不良现象屡屡发生，搜查证对搜查的指引及限制作用无从体现，这种搜查权被滥用的情形与法治国家一证一查的情况截然不同。

(三)缺乏现代法治搜查原则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了实施侦查谋略，凭借搜查证记载内容不具体不明确进行不良搜查的现象屡屡发生。常见的有：第一类是凭借搜查证无具体的搜查理由进行另案搜查。即可以以甲罪名申请搜查，而搜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证实乙罪名的证据;第二类是利用搜查证中没有记载具体的搜查范围，进行全面搜查和探查性搜查。第三类是由于搜查证中没有期限规定，侦查机关利用“库存”搜查证对所有可疑的场所、物品进行多次搜查。可见我国搜查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导致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这为搜查的恣意实施大开方便之门，实践中容易诱发违法搜查行为。

(四)未区分“同意搜查”和“强制搜查”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或“令状主义”，搜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集中于同一侦查机关，没有对“同意搜查”[5]和“强制搜查”做出区分。“同意搜查‘，和”强制搜查“的目的在于将”强制搜查“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同意搜查“则能够提高侦查效率。未对”同意搜查“和”强制搜查“做出区分的做法不符合以强制侦查法定为例外和以任意侦查为原则的规定。

(五)空白搜查证使用普遍

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机关集搜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于一身，出于侦查效率的考虑，侦查人员经常手持空白搜查证，按照需要随时填写、随时搜查，然后事后补办审批手续，根本上虚置了”司法审查原则“或”令状主义“。

(六)违法搜查救济措施不到位

解析我国当前的搜查制度，公民是既无权利亦无救济途径。倘若公民没有明确可靠的救济措施，就算是被赋予了再大的权利，那行使权利也只能是如履薄冰。我国公民获得实体性救济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刑法取得。刑法规定侦查人员搜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构成非法搜查罪和非法入侵住宅罪。然而根据实践中具体的司法调查，搜查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现象并不多见，公民想通过追究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微乎其微。

以上小编已经详细介绍了我国的刑诉法的部分内容，希望大家对于刑诉法134条的问题有所了解了，对于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有所了解了，我们要用空闲时间多多的学习我国的法律知识，增强我们的法律意识，让生活可以更加的美好稳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