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私货物面临实刑，最终却获缓刑

B某的走私行为有多种模式。他与国外供货商共谋，将本应按一般贸易申报的300余支萨克斯、小号等乐器，通过多地旅检渠道，以“蚂蚁搬家”式的水客携带入境，逃避海关监管；同期，又以低报价格方式从境外走私进口同类乐器50余支，通过伪造合同、发票压低申报价格来偷逃税款；还与境外供货商将一般贸易货物伪报为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贸易，套刷身份证提货入境。

侦查初期，海关初核偷逃税额超过100万元。按照法律规定，若按个人犯罪处理，数额巨大认定成立，B某将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无缓刑可能；即便按单位犯罪，100万元也是“情节严重”的分水岭，作为单位负责人会跳档加重量刑。B某到案前跟家属强调，公司一直合法经营，是自己欠缺对海关政策的理解，被供货商的进货方案误导才涉案，一旦自己被判实刑，公司将难以为继，员工也会失业。

周文达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面临两个关键辩点。首先是主体定性问题。侦查初期，办案机关倾向认定B某个人犯罪，理由是走私行为由他对接境外供货商、支付货款、接收货物，资金流与个人高度关联。但律师阅卷后，从单位犯罪展开体系化论证。一是意志归属方面，走私行为是为公司经营所需，乐器用于公司销售与培训业务，采购、定价、收货按公司运营流程执行，体现单位整体意志；二是利益归属上，全部违法所得归公司账户，用于公司日常运营等，未被B某个人侵占、挥霍；三是主体适格，公司合法注册、持续经营，具备乐器进口与销售资质，并非为犯罪而设立；四是决策程序，涉案行为是B某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身份作出，符合单位犯罪认定规则。律师还检索并提交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案发当地同类不起诉/缓刑案例，指出民营企业因合规意识不足、被境外供货商误导实施的走私行为，优先认定单位犯罪，符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最终采纳单位犯罪意见，将公司列为被告单位，B某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次是税额核减问题。这是本案最难的部分。海关初期计核结果逼近110万元，若该数额被法院采信，即便认定单位犯罪，B某仍面临三年以上实刑。律师团队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对《海关核定证明书》开展实质审查，发现核定税额中存在数量重复计算情况，水客带货部分与低报价格部分有少量重叠统计，将同一批次货物重复计核税款，且合法交易混入，公司部分合法一般贸易进口记录未被剔除，一并计入走私数额。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详细法律意见，最终海关重新计核，核减近15万元，将最终偷逃税额定格在94.8万余元，落在100万元以下的降档区间。

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主动构建认罪认罚+全额退缴+合规整改+类案支撑的立体化从宽体系，并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公司全额退缴税款94万余元，体现悔罪态度；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建立进口业务合规委员会，设置专职合规岗，完善采购、报关、财务全流程内控，开展海关法律专项培训，提交企业经营报告证明公司还在承担音乐培训公益职能；律师还提交两件类案供办案机关参考，明确提出本案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检察机关最终作出量刑建议：被告单位罚金人民币95万元；被告人B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

庭审中，律师继续强化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采纳全部量刑建议，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被告人B某被判处缓刑。

这个案子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周文达律师代理。周文达律师自2020年执业至今，工作10余年间专注于各类刑事案件的精细化办理，累计承办刑事案件近600件。他尤为专精于经济犯罪类案件辩护，此类案件承办占比达60%以上，在无罪辩护领域成果显著，成功办理不予批捕、不起诉、判决无罪等各类无罪结案案件50余件。他服务于北京地区，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务经验和严谨的辩护思路，赢得当事人及司法机关的认可与信赖。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尤其是涉及进出口业务，要严格遵守海关政策，避免因无知或疏忽陷入法律风险。同时，一旦涉案，要及时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积极配合律师开展辩护工作。

周文达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有着深厚的法学功底。在这起复杂的走私案件中，他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精准把握关键突破口。在主体定性上，他通过体系化论证，成功将案件从“个人犯罪”转变为“单位犯罪”；在税额核减方面，仔细审查证据，找出问题，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结果。正是他对每一个案件的认真钻研，才让他在面对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时能够从容应对，为当事人最大限度地维护合法权益。这就是这起案子的最终结果，也是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