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链条中挖掘辩护要点，为当事人争取权益

在一起诈骗、偷越国（边）境案中，被告人张某受高薪诱惑，于2020年4月与他人一同从云南偷渡至缅甸果敢，加入“东城某橘子酒店”诈骗窝点，从事“杀猪盘”诈骗活动；同年10月离开该窝点后，12月又偷渡至缅甸勐波县，加入“胜利大厦”诈骗窝点，进行“裸聊”诈骗，直至2021年12月离开。张某非法出境，于2022年8月5日被公安机关行政罚款。2024年7月23日，张某主动向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公诉机关指控张某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建议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当事人最初掌握的证据有张某主动投案的记录以及如实供述的笔录，但关键缺失的证据在于如何证明张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以及是否符合胁从犯的特征。

陈健律师介入后，开展了一系列证据补强行动。首先，他仔细梳理张某在诈骗集团中的具体角色和行为，收集相关人员的证言和张某的工作记录，以证明他在诈骗集团中并非组织者、领导者，仅系底层业务员，听从上级安排实施具体诈骗行为，以此争取从犯认定。其次，对于胁从犯的辩护，律师收集了张某在窝点内人身自由受限、被限制通讯等相关证据，主张他中后期系被当作“猪仔”卖入，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律师及时向法庭提交张某主动投案及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的证据，以争取自首认定。

在庭审中，这些证据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从犯证据，对方可能质证称张某在诈骗活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陈健律师回应称，张某无管理职能，仅具体执行任务，未参与决策，符合从犯特征。对于胁从犯证据，对方可能认为张某系主动偷渡出境，不符合胁从犯特征。律师则强调张某在窝点内的实际处境，虽未被采纳该意见，但引起了法庭对“被控型”诈骗人员特殊困境的注意。对于自首证据，对方一般无异议，法院最终认定自首成立。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某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具有自首、从犯、认罪认罚等情节，同时考虑其因非法出境已被行政处罚的罚款可折抵罚金，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零八百元。

陈健律师在处理证据问题上，优先核查当事人在犯罪中的具体角色和行为，以确定是否构成从犯；其次，关注当事人的到案情况和供述情况，争取自首认定；最后，挖掘当事人可能存在的从轻情节，如胁从犯、退赃等，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判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