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X年,某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查一起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涉案单位负责人B某面临刑事处罚。B某名下的某文化艺术公司主营高端管乐器进口、销售与艺术培训,是多家知名乐团的定点合作机构。然而,侦查机关查明B某存在多种走私行为,包括通过水客带货、低报价格、伪报贸易性质等方式走私乐器。海关初核偷逃税额超过100万元,按照法律规定,B某极可能按个人犯罪处理,一旦数额巨大认定成立,将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便无缓刑可能;即便按单位犯罪,100万元亦是“情节严重”分水岭,作为单位负责人会直接跳档加重量刑。B某家属紧急委托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周文达律师团队,周文达律师自2020年执业至今,一直在北京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律师团队接到委托后,第一时间会见了B某,全面了解案件情况。
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周文达律师团队迅速完成阅卷工作。对于走私案件,核心证据是海关核定证明书、电子数据、交易流水、报关单证,而这些也是辩护的关键所在。在主体定性方面,侦查初期办案机关倾向于认定B某个人犯罪,理由是走私行为由B某对接境外供货商、支付货款、接收货物,资金流与个人高度关联。周文达律师团队阅卷后,从单位犯罪展开体系化论证,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提交检察机关。依据《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规则,提出四点辩护意见:一是意志归属,走私行为系为B某所经营的公司经营所需,乐器用于公司销售与培训业务,并非个人牟利,采购、定价、收货均按公司运营流程执行,体现单位整体意志;二是利益归属,全部违法所得归公司账户,用于公司日常运营、员工工资、场地租赁,未由B某个人侵占、挥霍;三是主体适格,该文化艺术公司合法注册、持续经营,具备乐器进口与销售资质,并非为犯罪而设立;四是决策程序,涉案行为由B某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身份作出,属于单位负责人履职行为。同时,律师团队检索并提交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案发当地同类不起诉/缓刑案例,指出民营企业因合规意识不足、被境外供货商误导实施的走私行为,优先认定单位犯罪,符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经审查后,正式采纳单位犯罪意见,将某文化艺术公司列为被告单位,B某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偷逃应缴税额的核定是本案的难点。海关初期计核结果逼近110万元,一旦该数额被法院采信,即便认定单位犯罪,B某仍面临三年以上实刑。周文达律师团队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对《海关核定证明书》开展实质审查。发现核定税额中存在数量重复计算的情况,水客带货部分与低报价格部分存在少量重叠统计,将同一批次货物重复计核税款。另外,经咨询海关专业人士后发现本案合法交易混入,某文化艺术公司存在部分合法一般贸易进口记录,海关未予剔除,一并计入走私数额。律师团队向检察机关提交详细法律意见,明确提出原核定证明书程序违法、事实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终,海关重新计核,核减近15万元,将最终偷逃税额定格在94.8万余元(约95万元),落在100万元以下的降档区间。
审查起诉阶段,周文达律师团队主动构建认罪认罚+全额退缴+合规整改+类案支撑的立体化从宽体系,并多次赴办案地点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首先,指导B某与某文化艺术公司全额退缴全部偷逃税款94万余元,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完成退缴工作,向检察机关提交缴款凭证,体现悔罪态度。其次,启动企业合规整改,指导某文化艺术公司建立进口业务合规委员会,设置专职合规岗;完善采购、报关、财务全流程内控;开展海关法律专项培训,承诺绝不再犯;提交企业经营报告,证明公司还在继续承担多所学校的音乐培训公益职能,涉案不影响正常经营。另外,提交两件类案供办案机关参考,明确提出本案偷逃税额不足百万元,远低于上述案例,单位犯罪、全额退缴、初犯偶犯、坦白认罪认罚,完全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检察机关经全面审查,最终作出量刑建议:被告单位某文化艺术公司罚金人民币95万元;被告人B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
庭审中,周文达律师团队继续强化辩护意见,指出本案系单位犯罪,B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责任,而非个人犯罪;偷逃税额核减至95万元以下,法定刑三年以下,具备缓刑基础;B某具有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缴税款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公司已完成合规整改工作,B某宣告缓刑对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符合宽严相济政策等。法院经审理,采纳全部量刑建议,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被告人B某被判处缓刑。拿到判决书那一刻,B某与家属如释重负,未上诉。
在司法实践中,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对于犯罪主体的认定和偷逃税额的核定非常关键。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证据和法律适用问题,不同的主体认定和税额标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量刑结果。本案中,周文达律师团队通过精准的法律论证和有效的辩护策略,成功为B某争取到单位犯罪认定和偷逃税额核减,最终实现缓刑的结果。这不仅体现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重要作用,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参考。在走私类案件中,对于单位犯罪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意志归属、利益归属、主体适格和决策程序等因素;对于偷逃税额的核定需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排除错误和重复计算的部分。同时,积极的认罪认罚、全额退缴税款和企业合规整改等措施,也有助于争取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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