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审查合同意思表达的真实性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证据的相关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或称基本特征)之一。证据的关联性是证据适格的基础性条件。关联性是证据进入诉讼的第一道“门槛”。 关联性包括证明性和实质性这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因此，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实质上就是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明性和实质性。 (一)证明性的判断 证明性是证据支持其欲证明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倾向性”，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一种概率。如果提出的证据使其欲证明的事实主张的成立更为可能或者更无可能，那么，该证据就具有证明性。这就是判断证据证明性的最基本的方法。 可以用来判断证明性的具体方法： (1)简单地提出疑问，“对此证据的认识是使发现待证事实真相更为可能 还是更不可能 ”例如，被控故意伤害邻居的被告人有一直不崇尚暴力的声誉证据。一般认为，这样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实施伤害行为，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均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与具有崇尚暴力声誉的人相比，不具有暴力声誉的人伤害邻居的可能性小得多。 (二)实质性的判断 实质性涉及的是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判断某项证据是否具有实质性，其关键就在于考察证据欲证明的是不是案件待证事实。因此，判断证据的实质性，首先就是要理清什么是“案件待证事实”。 一般情况下，待证事实就是争议事实，因为只有存在争议的事实才有证明的必要，不存在争议的事实不需要证明。如果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不是争议中的事项，那么，该证据就不具有实质性，也就没有关联性。 (3)“间接事实”。有时也称为“次要事实”，包括三种事实：A.影响证人能力的事实。B.影响证人可信性的事实。如，关于目击证人在一定距离处能否看清事件的发生情况的事实。C.初步事实。这类事实必须先予证明，并以此为前提条件，才能决定某些证据是否可以采纳来证明争议中的事实或相关事实。 在理清案件待证事实的情况下，要判断某项证据是否具有实质性，主要就要考察当事人提出该证据的证明目的，考察该证明目的是否有助于证明本案中的争议事实。如果特定证据的证明目的并非指向本案的待证事实，则该证据不具有实质性，也就没有关联性。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意思表示不真实，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实施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律师回复] 意思表示不真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如受欺诈、胁迫等外部原因导致意思表示不自由，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上，表现为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二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有三种情况真意保留，指行为人故意隐瞒真意，而表示其他意思的意思表示，大多为开玩笑的行为；虚伪表示，即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行为，指行为人将其真意隐藏在虚假的意思表示中，如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对单独虚假表示作规定，但在第58条明确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以虚假的合法行为掩盖真实的非法行为”而设置的。具体包括：　　（ 1）以虚假的民事法律行为掩盖某种违法行为（如以无息借款掩盖高利贷）；　　（ 2）以虚假的民事法律行为掩盖其他真实的违法行为（如以买卖行为掩盖行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谋的虚假的意思表示均认定为无效。对以虚假行为掩盖合法的真实行为的（如行为人基于某种原因，以赠与行为掩盖买卖行为），则认定其虚假行为无效，按被掩盖的真实行为予以认定。　　误解：　　 （一）误解的概念和特征　　误解是指认识与对象的不一致，即行为人对民事行为的内容或其他有关情况产生认识上的错误，以至于意思表示与内心意志不一致。例如，买受人对出卖物的价格发生误解（价格为10000元，误解为1000元）等。　　误解具有以下特征：　　 1.误解是行为人对民事行为的基本要件形成了错误的概念或缺乏必要的认识，从而使其意思表示与真实意志不一致。其表现为，如果当事人了解真实情况，就不会进行该种意思表示。　　 2.误解只能于误解一方当事人未受对方的不法影响时才能存在。如果一方因相对方故意进行的错误陈述或其他欺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意思表示，则构成因受欺诈而为的意思表示。例如，买受人对价格产生的错误认识，是由于买受人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出卖人的欺诈行为导致的。　　 3.误解必须是对民事行为有关事项的认识错误。下列情形一般不能构成误解：　　 （1）意思表示动机上的错误。意思表示的动机是当事人作意思表示的起因或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为保护交易安全，意思表示动机的错误不能影响行为的效力。只有当行为人将动机以条件的形式附加于意思表示，使动机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时，行为人对动机的错误，才能构成误解。例如，甲在病中的朋友已经去世，但甲误认为其朋友还活着，因此与乙订立买卖合同，购买纪念品准备赠与其朋友。此种情形不构成误解。　　 （2）行为人对标的物的用途等判断失误而产生的错误。这种情形类似于意思表示动机的错误，也不能构成误解。如甲公司误认为乙公司出卖的机器设备可以经过改造后用于自己的生产流水线，从而与之订立买卖合同，在乙交付后，甲发现根本不可能使用于自己的流水线。　　（ 3）当事人对履行合同的能力的认识错误。当事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履行能力而与他人订立合同，后来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履行合同义务。此种情形不属于对合同本身内容的认识错误，故不构成误解。例如，甲运输公司与托运人乙公司订立运输合同之后，发现自己根本无适当的机器设备完成合同规定的运输义务。此种情形，甲无权主张撤销运输合同，而只能承担不能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　　 （二）误解的效果　　误解通常是因为发生误解的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产生的。同时，误解有时仅仅是对民事行为部分事项或次要内容发生认识错误。如果任何误解都可以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则善意相对人乃至第三人的利益就有可能遭受不应有的损害。因此，各国民法都规定，只有对于行为内容的重大误解，才能导致民事行为的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也明确规定，只有当“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时，才允许当事人提出变更或撤销该行为的请求。　　一般认为，下列情形为重大误解：　　 1.对民事行为性质的误解（如将买卖行为误认为是租赁行为而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等）；　　 2.对相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如将甲误认为是乙而与之为民事行为）。一般情况下，对相对方当事人的选择不会对民事行为的结果发生重大影响（如买卖行为中，买受人的身份对出卖人的利益一般影响不大），但是，如果相对方的特定身份已成为民事行为的实质性要素或相对方当事人的确定对民事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对相对方当事人的误解，也可构成重大误解。例如，赠与行为中对受赠人是谁的误解、委托合同中对受托人身份的误解等；　　 3.对标的物同一性的误解。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认定的标的物实际上不是同一事物，即为对标的物同一性的误解。例如，甲有 A及 B两处房屋，甲想将A房出卖给乙，而乙误认为甲想出卖的是B房，双方就此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根据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必须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原则，前述情形，由于当事人双方实际上并未就同一标的物达成任何协议，因而其行为不具有效力。　　 4.对标的物质量的误解并且在交易习惯上被认为十分重要的。对于重大误解的认定，我国司法解释比较注重考察误解的结果是否导致双方利益的重大不平衡。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证据能够再现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实践中，号称证据的材料形形，我们怎么样才能确定这些材料是真实的证据呢笔者认为，确定证据的真实性，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审查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形成包括证据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证据形成的原因是指证据本身的形成过程，它可以反映证据来源的可信程度。证据的形成往往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动机、利害关系等。审查证据形成的原因，也是判断证据的可信度的方法之一。 2、考虑证据被发现时的客观环境。证据被发现时，肯定要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必然会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证据所处客观环境的审查也是认定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比如要考虑案件现场的灯光、距离、噪音等因素对证人的影响；检验、鉴定的仪器设备是否符合质量标准。因此，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要全面考虑证据被发现时的客观环境，防止片面性。 3、审查证据是否为原件。原件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可靠性强，证明价值也更大。如果是复印件，很可能因为无法确定其来源和真实性，很难被采信。 4、审查证据的提供者是否和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如果证据或证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就会让人产生怀疑，不具有说服力。比如，证据提供者和当事人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甚至仇人关系等。在这些情况下，证据提供者可能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提供虚假的证据。当然，由于事物的复杂性，证据的真实性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综合各种因素去审查。

[律师回复] 假离婚时签协议2007年9月，事业有成的A贷款购买了位于上海市蕰川路1498弄某号502室一套房屋，并登记为该房屋权利人。2009年1月1日，A与比自己小四岁的陈女士登记结婚，第二年生育一子。2021年，上海市房屋限购政策出台，为优惠买到第二套房，5月29日，两人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并签署了一份《自愿离婚协议书》，协议约定目前居住的房屋，离婚后权利归父子二人共同所有，男方承担该房屋的剩余银行贷款，在儿子未满18周岁前，不得私自变更、转让该房屋，否则女方有权向要回儿子的监护权及抚养权，并根据房产交易中心发票为准，将全部交易金额归儿子所有；在儿子满18周岁后，该房产需要与儿子共同协商处置，不得私自变卖、转让，否则儿子有权要求取得全部份额。协议还约定，女方离婚后仍居住在该房屋中。同年6月13日，陈女士以其个人名义购买了上海市岳阳路某号一套高层住宅，并登记为该房屋权利人。三天后，A与陈女士再次登记结婚。然而此后的生活并没有原来设想的那么美好，双方为家庭琐事开始争吵，陈女士也带着儿子搬到岳阳路的房屋居住。2021年7月，陈女士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称复婚后A对家庭不负责任，对孩子不闻不问，自己不得不带着儿子搬离。为了保障儿子的合法权利，现要求确认蕰川路房屋由儿子与A共同共有。庭审中，被告辩称，《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基于特定目的订立的，当时假离婚，购买岳阳路房屋可以享受首付30%等优惠，后来购房成功，双方又复婚了，该协议不再具有约束力。即使算赠与关系，由于房屋产权未转移，被告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最终，判决采纳了被告的抗辩意见。非真实意思表示离婚时不生效法官认为，2021年4月1日，案外人与陈女士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陈女士以242万元的价格购买岳阳路房屋。同年5月30日，也就是在两人离婚登记后一天，陈女士向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查询其名下住房情况，查询结果为0条。6月5日，陈女士向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交岳阳路房屋过户材料，6月13日登记为岳阳路房屋的权利人，并于6月16日与被告复婚。从上述时间节点看，两人在离婚后的半个月又复婚，而原告在这半个月内完成了岳阳路房屋的过户手续，再结合离婚协议未涉及岳阳路房屋、离婚后原告仍居住在系争房屋等事实，认为《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关于系争房屋的条款，可以认定为非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两人没有约束力。法官强调说，即使《自愿离婚协议书》发生效力，在原、被告复婚后，离婚协议未履行的部分也应终止履行，在两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原告没有权利要求被告继续履行离婚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