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和受贿罪如何区分

[律师回复] 一、和正常接受赠予有什么区别 （一）的性质是一种犯罪行为，又称为罪，即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对于罪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意思的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3、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罪的认定。 （二）与正常赠予的区别正常的赠予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给予另一方金钱或者其他财产，另一表示接受的法律行为。与正常赠予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是犯罪行为，一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者是普通身份的民事主体，无条件或附条件的赠予行为，该行为是合法的。 二、罪能适用缓刑吗罪缓刑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家工作人员数额在二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情节较轻，能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适用缓刑。 2、国家工作人员一万元以上，除具有投案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等法定减轻情节的之外，一般不适用缓刑。 3、国家工作人员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五万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用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量刑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4、对犯罪情节较轻，积极退赃的，且在重大生产、科研项目中起关键性作用，有特殊需要，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必须从严掌握。

[律师回复] 收受礼金，与正常的礼尚往来相差不多，如 A方办婚事收 B方1000元，B方办婚事时A方回礼1500元或2000元的，应视为正常礼尚往来。如果回礼金额是礼尚往来数额的几倍或几十倍的，收受回礼的人可能就有的嫌疑了，但前提是的主体要符合规定。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趁机敛财，达到相关法律规定数额的，涉嫌罪。例如某领导给子女办婚事，某下级人员或服务对象送去礼金几百元甚至上万元的，某领导构成行为，收受礼金数额在30000元以上时，涉嫌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节庆收受礼金的，是行为，应退还给送礼的人，因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退还的，应向组织说明，做好清单，并上交收受的礼金，否则，按行为立案查处。

[律师回复] 索贿罪和受贿罪的区别： 1.含义不同：索贿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动向他人索要或勒索并收受财物。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危害性不同：索贿罪是主动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比被动受贿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相比于受贿罪影响更恶劣，索贿的会从重处罚。 3.主体意愿不同：索贿罪是主体主动要求获得不合法的利益，受贿罪主体没有主动的意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