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强奸案辩护策略是什么,有哪些规定

[律师回复] 1、实体性的无罪辩护 实体性的无罪辩护，是指辩护人运用刑法所确立的制度、理念和原则，主要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为被告人所做的无罪辩护活动。 任何犯罪必须同时具有适格的犯罪主体、犯罪的故意和过失、侵犯了法律保护的犯罪客体，而且具有犯罪的客观行为，才可以认定犯罪成立，否则可作无罪辩护，本文第三部分无罪的法定事由可以作为实体辩护的主要依据。 2、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 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是指辩护人运用刑事证据规则，为被告人所做的无罪辩护活动。 我国刑法采用无罪推定原则，在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有罪前，推定被告人无罪，这给律师无罪辩护创造了机会。证据必须形成证据链条和体系，证明标准必须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证据链条脱节，指控将不能成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证据不足应当“疑罪从无”，不应当“疑罪从轻”。许多案件，律师可以从证据不足入手进行有力的无罪辩护。 3、程序违法的无罪辩护 程序违法的无罪辩护是指辩护人通过对公检法追诉行为程序瑕疵和违法对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活动。 通过剖析控方程序违法，从而否定违法取得的证据，使控方的指控失去有力证据的支撑，从而得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刑事诉讼法》第43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违反回避规定、违反管辖规定取证，尤其是刑讯逼供、诱供骗供都是法律禁止的，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按照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律师回复] 所谓“开门见山”，就是接触行贿人时，直接向其表明我们找他的目的。此法的缺点是难以在行贿人身上挖出其他人的犯罪问题，但它具有快捷高效的优点，适用于受贿人已经交代的案件，特别是涉及行贿人众多、取证时间紧迫的案件。笔者1994年办理的原宝安县国土局局长朱欣乐等人受贿窝案和1996年承办的原宝安区运输局科长朱育才受贿案，交代涉及的行贿人?包括直接、间接、共同的行贿人?有几十人。人数众多而目标明确，我们就是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较短时间内一一突破。 　　找到某个行贿人，我们通常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朱欣乐?朱育才?因为收受他人财物，已经在我们检察机关协助调查了。他已经主动讲清了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你。我们今天找你，就是落实这些情况……”这样就能让他明白，我们是要他讲清楚送钱给朱欣乐?朱育才?问题。假如不是开门见山，而是对他说：“你知道我们干吗找你吗﹖”或者说：“你好好想一想，你给谁送过钱﹖”那么这个行贿人也许半天摸不着头脑?说不定他还真的干过不少违法的事情，也给不少人送过钱?。耽搁了时间不要紧，就怕他反倒会以为我们没有掌握谁的确实问题，只是瞎诈他而已：等到我们切入正题，他可能就会死活不承认了。 　　有一点须注意，开门见山并不是把所有的情况向行贿人全盘托出，而是该露的露，该藏的藏。一般来说，我们只需将行贿对象挑明即可，至于行贿金额、时间地点等具体细节则不要透露，以免有诱供诱证之嫌，并防止细节万一不准确而给行贿人有空子可钻。开门见山也并不是说话直来直去，而是该明白的明白，该委婉的委婉，即使说来别扭或者有违语法也不要紧。请注意上面对行贿人所说的话，是不是有点罗嗦和不通顺，但这样说的效果比严谨的说法要好。严谨的说法是这样的：“某某因为受贿，巳经被我们逮捕了。他交代了你行贿他的问题。今天我们找你，就是调查你这个问题。”听这么一说，行贿人早吓得魂飞魄散、避而不及了，哪里还敢讲问题。还有，上面的“落实情况”，搭配也不太合语法，应该说“了解情况”。但“了解”这个词，含有“问问你，看有没有”的意思；而“落实”，就表示“肯定有，要你讲清楚”。两种说法的力度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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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首先，无罪辩护和最轻辩护以及轻罪名辩护都不能称之为辩护策略。在个案中，辩护律师选择什么样的辩护思路要依据事实基础。不能把辩护思路与案件事实割裂开来。我相信大多数刑辩律师都是有良知的，不会为了无罪辩护而无罪辩护。 其次，最轻辩护是建立在有罪的基础上。所谓退一万步讲，也是假设被告人有罪的，与先前所作无罪辩护相矛盾。 再次，在实践中，有很多案件有从轻减轻的情节，但辩护律师认为假如无事实、无法律依据、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要选择无罪辩护。很多律师在做无罪辩护之后，经常以退一万步讲的名义做量刑之辩，这一方面是对案件的把握不准不自信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是对案件把握不准，害怕无罪辩护失败又没有做最轻辩护的话，会产生很大的损失。 最后，建议法院将定罪和量刑按照相关程序分开审理。先定罪、后量刑。

[律师回复] 一、从单位犯罪着手辩护 刑事辩护律师在办理非吸案件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集资类犯罪均是以公司名义进行，如何认定其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成为律师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根据1999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具体案件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认定非吸当事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时，应当重点注意，其一是涉案公司的开设是否以进行违法活动为目的，倘若公司以吸收公众存款为目的而设立，则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反之若并非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目的而设立，在公司开办过程中才进行吸收公众存款的，则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其二是涉案公司开设后是否主要以吸收公众存款为主要业务，若是则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反之，若公司成立后还存在其他正常主要业务，则可能是单位犯罪。 总之，因单位犯罪的入罪标准远远高于自然人犯罪，在办理非吸案件中，应当重点考量案件相关证据，从单位犯罪的辩护思路上寻找突破口。 二、准确认定吸收资金数额 根据《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是入罪条件之一，因而在刑事辩护中对涉案数额的辩护意见相当重要。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0年司法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刑事辩护律师结合办案过程中的经验和相关司法判例，认为非吸案件涉案数额的辩护思路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 所谓全额计算，是指对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而非要求行为人对共同犯罪中的所有吸收资金负责。而非吸犯罪一般而言均为共同犯罪，涉案人数众多，这时就应当着重从涉案资金是否全部由行为人所吸收方面进行辩护。举例而言，若行为人的同级或下线在行为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吸收了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就超出了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犯意，不能认定为行为人吸收的资金。 所谓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因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这就需要辩护律师积极寻找对当事人有利的从轻情节。不少刑事辩护律师认为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仅是指案发后行为人的退还被害人的退赃金额，但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原因在于案发前后已归还的金额既可以是案发后行为人积极退还被害人受害金额，更重要的是非吸犯罪的特征还在于行为人为顺利吸收资金，必然会承诺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进行还本付息或者按期限给付一定的回报，这部分资金数额往往较多，而行为人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进行的还本付息或者给付的回报既发生在案发前，也同样应认定为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 三、严格筛选非法吸收的对象人数 2010年11月22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应当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为要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由此可见，吸收资金的对象是认定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重要条件之一，因而在办理非吸案件的过程中，若要进行无罪辩护，则应当注意从非法吸收存款对象的性质上寻找辩护点。对于仅在已经投入资金的对象均为行为人亲友、同事或特定圈子，缺乏证据支持行为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能认定为是向公众吸收存款。同时，虽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但投资对象中既有社会公众，又有行为人亲友等特定对象的，应当将其排除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对象人数和资金总额，显然，对行为人吸收资金对象的性质进行准确认定，可以减少行为人的吸收人数和金额，使其达不到入罪标准或创造从轻情节，达到有效辩护的效果。 四、着重考量吸金用途是否正当 当行为人的行为确实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刑事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为其寻找从轻情节，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资金的用途是否正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因而，若行为人非法吸收的资金是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且有能力、有意愿退还吸收资金的，可以做出建议法院免除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即使涉案数额较大，行为人无力退还资金，但资金主要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也反映出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的从轻情节。 五、积极辩护从犯情节 非吸犯罪通常以共同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就成为辩护策略应当重点考量的问题。刑事辩护律师结合专业办理非吸犯罪的经验，认为对当事人做从犯辩护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进行认定： 1.行为人在公司中的职务高低，是否是公司领导者、管理层； 2.是否主动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犯意； 3.是否负责对社会公众宣传、收取资金、发放返利或好处费； 4.直接吸收资金数额多少。 综合上述方面，若行为人在涉案公司中职务较低，仅被动接受执行公司计划，与公司其他部门直接吸收的金额相比数额不大的，应当认定为从犯。 对于在非吸犯罪中，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的当事人，也应当着重从从犯情节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