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人员可以不可以担任辩护人

[律师回复] 司法实践中发现的虚假诉讼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无中生有”型，即行为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伪造证据，如借条、还款协议等，并以此作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害人履行“债务”;
2、“死灰复燃”型，即行为人以被害人已经履行完毕但没有索回或销毁的债务文书为凭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
3、“借题发挥”型，即行为人伪造有关证据，使债权的标的扩大，如篡改借据上的借款金额、伤残鉴定书的伤残等级结论等。
分析其共性，可以抽象出虚假诉讼的一般特征：一是客体的复杂性，虚假诉讼的目的是侵财，手段为利用司法权，故其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又影响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二是对象的非同一性，虚假诉讼的行为对象有两类，直接对象是法院，间接对象为被害人即财产所有人，前者由于受骗作出错误裁判或错误执行，后者迫于司法强制而交付财物;三是手段形式的合法性和实现目的的间接性，虚假诉讼的典型特征是利用民事诉讼间接占有他人财物，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正是由于虚假诉讼的这些特征对其定罪处罚带来了难度。
二、虚假诉讼的定性
关于虚假诉讼的定性，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
一：认为虚假诉讼可以看作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定罪量刑。理由是虚假诉讼具有诈骗罪的最突出特征“骗”，行为人的虚假诉讼行为与被害人的财物受损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目前较普遍的观点。
但是从犯罪构成上分析，可以发现虚假诉讼与诈骗罪有明显区别：
首先，从侵犯的客体上看，诈骗罪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这一单一客体，而虚假诉讼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行为人一旦实施虚假诉讼，必然影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其次，二者的客观表现差别更大。虚假诉讼的行为特征与典型诈骗罪并不相符。虚假诉讼欺骗的对象必然是法院，而诈骗罪的行为人欺骗的对象是被害人(包括财产所有人、管理人及其他占有人);诈骗罪的“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不合法的，而虚假诉讼是用合法的民事诉讼形式掩护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第三，虚假诉讼和诈骗罪的最大区别在于欺骗对象与财产处分者以及被害人是否同一和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是否出于“自愿”诈骗罪的受害人在行为当时并不知对方的欺骗行为，受害人因认识错误而自愿向行为人交付财物，而虚假诉讼的受害人有可能明知行为人欺诈，但仍因法院裁判的强制力而被迫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第四，从主体上看，虚假诉讼发生在民事诉讼中，故其主体是民事诉讼参加人，一般是原告。从主观故意的内容上讲，虚假诉讼行为人认识到自己不能使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而希望通过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强制力来达到取得对方财物的目的。这些都与典型诈骗罪有很大区别。
观点
二：认为虚假诉讼是特殊的敲诈勒索行为。理由是，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被害人交付财物的原因：前罪缘于心理恐惧而后罪基于认识瑕疵，敲诈勒索的被害人交付财物时的心理状态为被迫而诈骗的被害人是“自愿”的。虚假诉讼的被害人在诉讼中始终明知行为人欺骗法院意图非法占有其财物，但因法院裁判力和执行力的强制性而被迫交付财物，因而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诈骗行为人往往利用被害人的贪财等弱点，而虚假诉讼欺骗的是具有专业技能的法官，欺骗成功的机会相对较小。且即使一审判决原告胜诉，被害人仍有二审、再审等程序得到救济。把虚假诉讼看成是敲诈勒索罪的一种特殊方式、方法更为恰当。
笔者认为，敲诈勒索的特点是采用暴力威胁等精神强制的方法迫使受害人因心理恐惧而交付财物，这种精神强制的手段是非法的。而虚假诉讼中法院作出裁判和执行是行使司法权的合法行为，且被害人交付财物是因其有遵守法律服从裁判的义务而非受到精神强制导致的心理恐惧。这与敲诈勒索有本质区别，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不能将虚假诉讼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观点
三：主张扩大伪证罪的外延，以比照处罚此行为。该观点认为，虚假诉讼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符合妨害司法罪的客观要件。但是伪证罪仅限于刑事诉讼中，而虚假诉讼一般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因此不能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该类观点认为伪证罪不应局限于刑事诉讼，这种局限是“重刑轻民”的陈陋法俗的观念，应当改正。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伪证罪是妨害司法罪，其主体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而虚假诉讼主体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将虚假诉讼归入伪证罪范筹违背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