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尤其是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案件，常常涉及退赃。
只是如何与何时退赃，是个难题。
经济犯罪，侦查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以委托律师介入;职务犯罪，调查机关主要是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律师无法介入。
调查程序的不同，律师能否介入，直接决定了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的退赃处理方式略有不同。
结合近几年所遇到的案例来看，退赃主要需要考量以下几个因素：
1.信息对称与否
无论是公安侦查，还是监委调查，信息或多或少的会存在不同。公安侦查，律师可以介入会见，也能够及时的与公安机关沟通，公安也乐见犯罪嫌疑人退赃，此时获得的信息应该是相对全面或具体的。而监委调查，律师介入不了，监委当然也乐见亲属帮忙退赃。只是，很多时候，有一些监委办案的时候，虽然要求亲属退赃，但却不告知应该退多少，只是让看着办。这种时候，退赃就要慎重了。
本人接触到的，云南某县监委办理一个受贿案件时，监委要求亲属退赃，并带出被调查人员的亲笔信，要求帮忙退赃，却不告知退多少。在此情形下，亲属帮忙退了150万。然而，本案最终，法院认定的有行贿人的金额仅仅是80多万。
不得不得说，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案例。在信息不对称时，不要贸然的决定退赃。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在被调查之前，还是有点风声的。这个时候，如果确实有问题，还是应当梳理涉及金额的情况，并告知亲属，同时自动投案，争取宽大处理;如果没有问题，则也应及时沟通，确保信息对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2.退赃的时机
如何把握退赃的时机，这也是值得重视的。退赃时机应结合案情予以把握，并非一概是越早越好。信息畅通的前提下，如果经律师专业考量，也确实构成犯罪，那么可以沟通退赃。在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关于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罚的制度下，退赃是认罚的重要参考。而且，在没有自首等情节下，主动、及时、彻底及稳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幅度是最大的。
案件是人在办，具体与承办人的沟通很重要。在昆明五华办理的一个网络开设赌场案件，侦查阶段，在本人去会见当事人之后，当事人很笃定的告知了退赃的金额。之后，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之前，亲属代为全额退赃。基于此条件，虽然公安不同意取保，但检察院决定不批捕，并顺利促成了最终的不起诉。较早的全额退赃，为这个案件的有效处理，奠定了重要的事实基础。
3.办案人员的要求
有些案件，调查人员要求在调查阶段就退赃，尤其是监委调查的案件。既然是调查人员的要求，则存在沟通的可能性。公安调查的案件，律师、亲属均可以与侦查人员沟通退赃事宜。而监委调查的案件，主要是亲属与监委人员沟通。诚如，有些监委人员坦诚相告的，监委是政治机关，不受任何约束，当然，也更不允许律师介入了。律师与监委沟通退赃事宜，可能会适得其反。
沟通的目的，主要是主动退赃，而不是被动退赃。以前，有个案件，调查阶段被查封了几百万，审查起诉阶段又被查封一千多万。审查起诉阶段还被查封，这是很不应该的。这其中必有律师沟通不到位的原因。
为什么?因为，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是可以看到卷宗的，而且无论是接受监委调查的嫌疑人，还是接受公安调查的嫌疑人，律师都可以会见。律师也可与办案人员当面沟通，三方面的信息都是足够畅通的。在此情形，完全可以主动退赃，争取变更强制措施。
这种案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在被动查封的情况下，办案机关不会在意当事人的退赃与否，而且，有些案件，连之后的退赃都不接受。没有必要啊!如前所述，退赃能够反映当事人对案件的认罪、悔罪、认罚的态度，是变更强制措施的重要参考。如今，既然被查封，指望办案机关主动变更强制措施，犹如天方夜谭。唯有另辟蹊径了。
4.当事人对案件的感知
当事人对案件的感知，在于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以及律师对事实问题的法律分析。这里，主要涉及侦查阶段，会见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情况以及侦查机关讯问的情况，结合法律规定，分析当事人构罪与否。在分析的基础上，由当事人确定是否需要退赃、能不能退、找谁退。
5.经济能力
想退赃与能退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想退是态度问题，能退则是能力问题。退赃，最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而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下司法环境，要谨防“人财两空”。
综合而言，退赃是一个系统工程，也会直接影响当事人强制措施变更与否，既不能盲目，又不能不重视。而且，个案差异，办案人员的素质与素养也会直接影响退赃。
事在人为，但需多方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