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侵幼女这类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案件,一直是让律师颇为头疼的难题。余贤龙律师自2016年执业至今,深耕法律实务近十年,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形成了一套精细化的辩护策略。
余贤龙律师的精细化辩护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步骤。首先是全案风险研判,精准定位辩护突破口。他会第一时间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精准识别案件最大的辩护空间。在性侵幼女案件中,面对“累犯+幼女+多次”的三重极重情节,他能精准锁定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从轻突破口,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
其次是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弱化恶性评价。余贤龙律师会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
再者是全程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打造从轻核心依据。对于此类案件,未取得谅解往往难以大幅从轻。余贤龙律师会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决定性的从轻情节。
然后是累犯案件精细化量刑辩护,实现“极难案件最轻刑”。他会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说服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下限。
最后是专业证据质证,排除不利放大、稳定轻判基础。余贤龙律师会对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酒店证据逐条质证、精准抗辩,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保留事实、弱化恶性、强化自愿、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确保法庭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量刑。
下面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看看余贤龙律师这套精细化辩护策略的实际应用。曾有一起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性侵未成年人(幼女)刑事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
案件难点重重,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担任一审辩护人。他按照自己的精细化辩护策略展开工作。全面阅卷后,精准识别出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辩护空间。深入挖掘主观认知,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主动协调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及家属沟通,取得了书面谅解书。结合各种因素,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对证据进行专业质证,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
在庭审中,余贤龙律师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了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案件最轻刑罚。
此后,余贤龙律师在多起类似的性侵幼女案件中,都沿用了这一精细化辩护策略,为被告人争取到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展现了他在刑事辩护领域的深厚专业功底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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