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量刑辩护词如何书写？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对于辩护词量刑意见怎么写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政府采购 Government Procurement就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完善、合理的政府采购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果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是财政支出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聘请律师事务所 律师为 (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或辩护。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即日起至
止。委托人:年月 日

[律师回复] 辩护词和辩护意见书都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
辩护词是辩护人（一般是律师）向法庭开庭时，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书一般是在事后向法庭提交的补充辩护意见。辩护词是即时发表的。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如何写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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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量刑证据存疑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受本案被告人韩某及其父亲的委托，依法担任韩某的辩护人。经多次会见韩某，审阅案件卷宗，参加两次庭审，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定罪证据存疑；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韩某有坦白、认罪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一、本案定罪证据存疑。 本案被盗卷烟未被追回，没有赃物和物证，也没有发票、收据等原始书证，只有人证。为把证据做实，被害人自行伪造了张购物收据(易某 5月21日笔录承认：被盗烟是朋友送的，以前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购物收据是自己开的)，欲证明被盗烟的品种、数量和价值。但事与愿违，伪造的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 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只有人赃俱获，才符合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就像故意案，连尸首都没找到，能定罪吗?显然不能。 二、本案量刑证据存疑。 公诉机关指控的被盗卷烟数量过大，证据不足，最多只能按销赃的数量认定。 关于被盗卷烟数量，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各人的供述、陈述都前后不一致。被害人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12月31日8时发现被盗铂金玉溪烟100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80条。该证据有致命硬伤：日期不对，作笔录时案件还未发生。易某5月21日笔录改变了陈述，称被盗铂金玉溪烟116条、庄园烟50条、软玉溪烟60条。前后陈述不一。韩某当庭供称：盗窃后没数过烟，盗窃的烟全部卖了，卖后才知道大概150条多烟，庄园4条，软玉溪71条，铂金玉溪80条，其在笔录中说的大约220条，完全是警察告诉他的。未拿走的烟有多少条，是什么烟，证据矛盾，无法认定。收赃的轩某波(已判刑)两次供述笔录基本一致，其5月12日笔录称：收购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0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付款41400元。其供述的价格、付款金额与销赃人许某福、韩某笔录供述的一致。根据其供述的价格、数量计算出的金额与其付款金额基本一致。 省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中的品种、数量系公诉、公安机关根据易某 第一次陈述笔录报给价格认证中心的，该数量及总价值不能采信，应以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工作机制的意见》第6条 第二款规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由于赃物卷烟未收缴到案，加之被盗烟的数量，人证之间相互矛盾，依法只能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最多只能根据轩某波笔录供称的销赃数量进行认定，单价可以按第二次价格鉴定书鉴定的价格认定。最多只能认定：盗窃庄园烟4条，每条1000元；软玉溪75条，每条220元；铂金玉溪75条，每条300元，共154条，价值43000元。公诉机关仅依据易某12月29日笔录陈述的品种和数量进行指控，证据不足，指控的数量不能成立。 另外，由于砸车的工具未找到，也没有车被砸坏的照片，“使用破坏性手段砸碎车窗玻璃”的指控不能认定。 三、被盗卷烟有可能是假烟。 被盗卷烟是真是假，影响量刑。一是烟未追回，真假难辨。二是烟的来源不明，没有购买凭证，无法分辨真伪。三是社会上确实有大量假烟存在，不能推定被盗的烟为真烟，不能排除被盗的烟不是假烟的合理怀疑。四是重新鉴定结论书明确说明：“由于被盗卷烟未追回，本次鉴定是将被盗卷烟视为真品卷烟进行鉴定的，卷烟被追回后真伪若有差异，需重新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不能肯定被盗卷烟为真烟。若是假烟，是应该被销毁的，就没有任何价值。 四、韩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一是有坦白情节。其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和两次庭审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虽然在烟的数量上供述的不太一致，但犯罪的基本事实是交待清楚的。二是有认罪悔罪表现，其在庭审中是明确认了罪的。 五、在量刑方面，由于只能认定的金额为34000元，属于数额较大，建议处一年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关于刑事被告必须提交辩护书吗的规定，是什么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