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购买证件无罪释放辩护词的作用有哪些?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顾某某近亲属委托，并征得被告人顾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王舒琪律师担任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
辩护人接手案件后，到公诉机关查阅了案件的有关材料，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顾某某，又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对整个案件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顾某某犯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不表示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顾某某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在本节犯罪过程中的主要被告人汪某某、胡某某在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时都回答该赌场是由三人合开的，这与被告人顾某某的陈述一致。在该节事实中，赌场开设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该茶室是曹某开的，赌场的场地是由曹某提供，而赌场的工作人员则都是被告人汪某某手下。当时，被告人汪某某在海宁和嘉兴王店很有势力，经常强占别人的场子(在本案的第二项罪名寻衅滋事罪中，就有多起被告人汪某某强占别人场子的情况)，被告人汪某某要求被告人顾某某加入合伙开赌场，被告人顾某某是是不敢不听从的，被告人顾某某加入该赌场主要是惧怕被告人汪某某的势力。根据被告人孙某某2009年7月30日笔录第8-9页、2009年9月7日笔录中第7-8页的供述：当时柴菩头即被告人顾某某答应合开场子是因为惧怕得罪占峰，怕被打。孙某某的笔录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其他各被告人的供述也佐证了被告人顾某某惧怕被告人汪某某而与其合开场子这一事实。
而且，该赌场在开设过程中，基本上顾某某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赌场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汪某某委派，管理和分成也是由汪某某的人负责。被告人顾某某在公安阶段的笔录以及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叶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被告人胡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2页、170页中，被告人胡某红在公安侦查卷130页、 141页中，被告人孙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6页、62-63页中，被告人胡某平在公安侦查卷1
4、35页中，以及上述各被告人在本庭庭审过程中都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证人谢某某、杨某某、富某某、陈某某、金某某、宋某某、褚某、金某某、徐某某、楼某某、盛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也予以证实。根据以上各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在寻根访赌场的开设中，赌场中抽庄丰、洗牌、维持秩序、插脚等都是由汪某某委派手下掌控的，被告人顾某某在赌场中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事实上他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有没有被告人他都不影响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应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还具有以下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顾某某社会危害性较小。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总共就开了不到一个星期，期间共开了五场，这一事实已经在法庭调查中，由各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这一事实也是予以认可的。相对于一般的开设赌场罪的情况以及与本案其他赌场的开设情况相比，寻根访赌场的开设时间较短、场次较少，影响较小，对社会的危害性也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早在2009年4月24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于自己在寻根访开设赌场的事实供认不讳。在公安机关的整个侦查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始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述前后一致。在本案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能如实回答公诉机关和审判人员的提问，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顾某某配合公安机关其他犯罪事实的侦查工作，有悔罪表现。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被告人汪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实做了如实的供述，对公安机关侦查本案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在整个侦查阶段，被告人顾某某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对本案涉黑案件及聚众斗殴等节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辩护人热内被告人顾某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对公安机关侦查其他案件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寻根访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从犯，而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具有法定的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法庭本着刑法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辩护人的意见予以考虑，对被告人顾某某减轻处罚，给被告人顾某某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谢谢!
辩护人：某某某律师事务所
2010年4月10日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辩护词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违法发放贷款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王伟近亲属的委托，指派律师担任上诉人王伟的二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履行辩护人的职责。辩护人经过会见、阅卷，认真地研读了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2006)西刑二初字第1123号刑事判决书及相关的诉讼材料之后，对本案的事实以及判决书存在的问题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损失
(一)判决书认定电工公司贷款损失数额错误。
判决书认定，至今尚有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648
3.396万元贷款逾期无法追回。辩护人经核对并咨询专业人士后认为，该数额认定错误。根据一审法庭调取的“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分户账”证实：
1、截止2003年3月21日，电工公司贷款余额为人民币648
3.396万元。
2、2003年3月28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20万元，该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21日到期)。
3、2003年3月31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1500万元，该笔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25日到期)。
4、2003年4月21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500万元，该笔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25日到期)。
5、2003年4月21日，电工公司以自有资金归还893万元，该笔资金用于偿还2003年3月6日发放的贷款(3月6日起息—3月31日到期)。
基于上述事实，电工公司已经将四笔自有资金共计2913万元用于偿还王伟在间所发放贷款。故，该款项应当从电工公司逾期未归还贷款中扣除。
(二)判决书认定王伟任内的电工公司贷款648
3.396万元为“逾期无法收回”，没有事实依据。
1、根据一审法庭调取的“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分户账”证实：王伟在2003年3月21日被免职时，该公司的贷款余额为648
3.396万元。但没有一笔是到期未还的贷款;最早到期的一笔贷款期日是2003年3月25日。“逾期”之说没有事实依据。
2、给电工公司的贷款是贸易贷款，实行的是全程跟踪的封闭管理。2003年元月到3月14日，该公司贷款22笔，还款23笔，说明该项贷款实行封闭管理有效，也说明该公司的铜材贸易活动很活跃、正常。该贷款符合符合人民银行认定正常贷款的四项条件，属于正常贷款。王伟离任之后，该公司还先后四次归还其任内贷款2913万元。
3、信用社继任领导认定电工公司经常正常后，是按照正常贷款对待的，于3月24日分三笔给该公司新增贷款1400万元，3月28日分二笔贷款3000万元。4月29日和该公司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增加担保单位，并经公证处公证后，分十五笔以借新还旧的办法将4月29日前所有未还贷款5000万元，全部还清。其中包括王伟任内3570万元(3月14日起息，7月14日到期的1700万元也在内)。6月23日以“流动”为用途，贷款11笔3300万元。根据账户记载，继任领导先后共给该公司新增贷款共计10700万元。这些事实证明：继任领导对电工公司的贷款，是按照正常贷款对待的。根据《2003年检查表》中“信用社基本情况表”显示，2003年度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仍然属于“正常贷款”。
4、继任领导申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000万元贷款，是2003年4月29日的借款。应该指出的是，该公司的贷款在2003年内，是正常贷款，在继任领导内，不断增加新贷款的情况下，经过近一年时间才变成逾期贷款。如果认定为损失，也是信用社继任领导内的经营风险，其责任应由继任者承担。
(三)电工公司借新还旧欠款5000万元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并查封有足额财产，损失处于不确定状态，损害结果不能确定。
2004年元月，信用社申请省执行电工公司等多家被执行人。依法查封了31套房产和价值482
4.94万元的固定资产，信用社的5000万元资金安全已经得到了保障。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贷款管理制度，其中不仅包含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更重要的是威胁到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因而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包括法律手段，能使金融机构收回贷款，或使其拥有与贷款金额相应的财产权利，则其资金安全就不能认为受到威胁。换言之，就不能认定对金融机构已“造成较大损失”。
因此，辩护人认为信用社资金损失还处于不确定状态或者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能够追回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给王伟定罪处刑与法相悖。
二、关于冯平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贷款
判决书认定，陕西建功公司的《兼并协议》“系无效协议，没有法律效力”。辩护人认为，兼并协议是企业法人之间吸收式的合并，这一民事法律行为并未损害国家或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反而使信用社贷款的归还有了更多的保障。企业法人的合并不是债务的转让，不需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因此，兼并协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陕西建功公司已经成为三家公司贷款的还款责任人，信用社应当积极向该公司主张权利以减少损失。
三、关于王伟违法发放贷款的主观方面
1、王伟发放贷款的业务模式，信用联社是知道并允许的。王伟担任信用社主任时，该社是一个亏损300多万元、存款余额仅3000多万元的亏损单位。上任之初，信用联社就给王伟下达了当年消灭全部亏损的任务。而信用社和各家国有专业银行相比是一个弱者，在任务的重压下王伟不得不采取有异于常规的存贷款经营模式—全程跟踪的封闭管理。信用联社对此在资金和业务管理上都给予支持和认可，长期借给3000万资金，在工作检查中，每个月各业务科室(财务、信贷、稽核)业务检查也予以默许。
2、王伟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按照刑法理论，违法发放贷款罪行为人主观方面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从主观方面对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的认识与意志因素来看，行为人既可能是明知违法而为之，也可能是工作不负责任，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为之。而本案中，王伟是由于对自己采取的封闭管理模式和对冯平的过于自信，才导致贷款损失的后果。王伟并非故意违法发放贷款，其主观罪过较轻。
3、王伟一贯的表现良好，从未谋私利。王伟在担任信用社主任两年多的内，在可用资金不到一个亿的情况下，给信用社带来近千万元的收入，到2003年一季度离任时，实现利息收入300万元，各类存款余额3亿多元，盈利70多万元。尽
管王伟违法违规发放大量贷款，但其主观上是为信用社获取更多的利润，个人并没有收取任何好处或私利。
四、关于本案量刑的建议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一、如前所述，一审判决遗漏了信用社自王伟离任后继续向陕西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贷款10700万元，从而造成现有贷款余额7018万元未能归还的客观事实，这一损失的造成并非王伟所为，与王伟在内发放贷款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王伟主观恶性不大。王伟在信用联社任务和工作压力下，为了增加信用社的利润而对其所实施的封闭管理模式过于自信，而造成贷款损失。王伟有别于那些不顾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金融蛀虫。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交通事故无责辩护名词解释问题解答如下,
（一）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二）交通事故中，对方有以下行为的，对方负全责，相应的己方就无责任：
1、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
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
3、当事人驾驶车辆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红灯继续通行的。
4、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越过施划有禁止穿越的道路中心线或者设施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5、当事人驾驶机动车进入非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通行范围内，剐撞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的。
6、当事人驾驶车辆在人行道或行人通行范围内剐撞行人的。
7、当事人驾驶车辆剐撞依法在人行横道内通行的行人的。
8、当事人驾驶车辆未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
9、当事人所驾驶车辆的装载物在遗洒、飘散过程中，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
10、当事人驾驶机动车倒车时，与车后其他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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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事人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逆行，与顺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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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事人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超越同向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交通事故责任推定的情况有哪些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推定，是指在预先设定的某种情况下，当事人应负某种责任，而不论其是否该负某种责任。它是在特殊情况下认定事故责任的特殊方法。责任推定有下列几种情况：
1、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当事人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2、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负全部责任。
3、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均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若各方处同等程度，则负同等责任各方处不同等程度，则推定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行人一方负次要责任。
4、交通事故当事人未标明位置而移动事故现场的车辆或者物品，致使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5、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均有上述行为，致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如果双方均为驾驶机动车的，各负同等责任一方驾驶机动车，另一方驾驶非机动车或者步行的，驾驶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驾驶非机动车或者步行的一方负次要责任。
6、公安机关只有在根据现场情况无法认定责任的前提下，才能运用推定责任。如经调查，能客观认定责任的，则仍需按规定认定责任。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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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山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1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认真地查阅了该案的案卷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参与了本案的庭审，根据事实和法律，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们向本案的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也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慰问，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不持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应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另外被告人存在一些法定、酌定从轻、减轻量刑的情节，提请合议庭注意，在定罪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一、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应属间接故意杀人。
在刑法中，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这些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都是受害人死亡的表现形式，所以区别以上罪名的核心在于主观特征。所谓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1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过希望剥夺被害人4生命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1在本案中，没有直接杀人的故意。被告人1的行为应当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1、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原因来分析，被告人并没有想杀死被害人的直接故意。根据1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和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可以看出，被告人1前去被害人家里的原因，是向被害人解释其不再与3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3的询问笔录可知，被害人4曾去被告人住处找过被告人，想说说此事，但是被告人没在家。被告人得知后就产生了主动找被害人解释的想法，并把2骗至郓城，让其充当自己的男友。但因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解释的过程中发生争吵，被害人欲上其家二楼辱骂，随后两人发生厮打，2在阻止过程中被被害人抓伤。在2抓住被害人之际，被告人趁机作案。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被告人之所以用斧头砸被害人，其直接的目的是想阻止被害人辱骂、厮打，主观上没有杀死被害人的故意。如果被告人想杀死被害人，在进入被告人家里后，可以直接行凶，没必要与被害人争吵，更没有必要骗2过来充当其男友。
根据3的叙述，3回家搀扶被害人时，“当时感觉到她的手还是热的”，被害人的尸检报告也没有得出被害人确切死亡的时间，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行为可能没有造成被害人立即致死。换句话说，被告人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只是放任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不难看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间接故意的特征，应当认定犯罪主观方面为间接故意杀人。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这种间接的心理状态同直接故意杀人的区别。
2、从双方的矛盾激化程度上看，被害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在本案中，被告人和被害人以前两人素不相识，虽然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丈夫3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严重伤害了被害人，威胁到其婚姻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被害人在见到被告人时与其争吵对其辱骂也可以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被害人的行为无疑也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刺激了被告人，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也就是说，在本案中，被告人1与被害人之间以前是没有矛盾的。被告人不具有杀死被害人的直接故意。
3、从犯罪动机和目的的角度看，被告人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和目的。本案是由家庭纠纷、婚姻纠纷所引起的，被告人去找被害人的目的是想去说和、解释其与3的关系，没有伤害被害人的动机。从整个案卷所显示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被告人供述，受害人家属陈述，还是证人证言中，都没有显示出案发前被告人有杀死被害人的意思表示。
4、从被告人使用的工具来看本案。根据本案案卷材料可以得知，被告人自从买到斧头之后，一直没有回家，所以一直携带着。从被告人把2骗至郓城，冒充其男友，在去被害人家里前喝白酒等行为，不难看出，被告人是害怕与被害人或其家人发生矛盾。辩护人认为，这把斧头所起的作用，首先也是被告人1为给自己壮胆用的，是为了预备防卫，而不是为了预备伤人，更不用说是预备杀人了。被告人到了被害人家里后，由于发生争吵、厮打，场面迅速恶化，这一点是被告人没有预想到的。在慌乱和酒精的刺激的情况下，被告人临时起意的犯罪行为应属于激情犯罪。
综合以上几点的分析，辩护人认为，本案中被告人1的行为，并不是预谋犯罪，应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二、被告人1具有以下的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请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无前科劣迹，属于初犯、偶犯，社会表现良好。
2、被告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量刑时也应当考虑。本案的发生，是一场悲剧，给受害方家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法庭深深忏悔。被告人深知自己一时的过错造成了终生不能挽回的结果，诚心对受害人家庭表达了无比的歉意与忏悔，从中可看出，明显的悔罪态度，足以说明其突出的可教育性、可塑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颁发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刑事司法解释之精神，请求合议庭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3、关于本案的社会的危害程度。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被告人与被害人丈夫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所引起的，被告人采取了非法的、极端的、非理智的以及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解决方法，但是此案不同于那些实施无端杀人行为的犯罪。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显然是较轻的。故意杀人罪虽然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但从《刑法》所规定的不同量刑幅度，也说明不能不考虑其社会危害性而一概而论。本案被告人由于一时冲动，在慌乱中实施了犯罪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这一无法逆转的后果，但就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而言，存在着值得从轻考虑的具体情节。
三， 关于量刑方面
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有如下表述：“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情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而在本案中，辩护人认为，被害人的行为对矛盾的激化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所以，在量刑中应当考虑这一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从被告人杀人的起因、认罪悔罪态度等几个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本案的情节并非达到 “特别严重”的程度。辩护人认为：对于被告人1，贵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综合以上情节，本着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罚原则，对于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此致
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山东
2012年9月18日 以上就是关于刑事辩护词模板杀人 格式和范文等内容，如果您对自己书写没有把握，建议您请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您写，希望上面的内容能对您有用

[律师回复]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鉴于其在犯罪时未满18周岁，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关于怎么写辩护词 的回答为所谓辩护词是受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罪行而写的文书。
　　法庭辩护词的主要结构：一般由前言、辩护理由、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前 言 （主要三项内容：一是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和论述。）
　　结束语 （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般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辩护人：
　 　年 月 日

[律师回复] 你好，对于交通肇事罪辩护词辩护词 的事，交通肇事罪的概念是指违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意外，使人重伤、丧命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做法。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
2、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意外，使人重伤、丧命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做法。
3、犯罪主体：为通常主体。即凡年满16岁、具有刑事职责本领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主体包括以下4种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
（1）交通运输工具的行驶人员，如火车、汽车、电车师傅等；
（2）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如扳道员、巡道员、道口看守员等；
（3）交通运输活动的直接主管、指挥人员，如船长、机长、领航员、调度员等；
（4）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人员，如交通监理员、交通警察等。
4、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大意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做法人对自己的违规做法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心理立场而言。三、量刑《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意外，使人重伤、丧命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跑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跑使人丧命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解释有关这方面的法律知识与条文敬请访问与/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证人能不能当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证人资格和辩护人资格的禁止性规定中没有证人和辩护人不得兼任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一般认为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证人不得兼任辩护人，理由有以下几点： 1、证人具有优先性，不可替代性。证人因其了解案件情况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优先地位。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作证，具有人身的不可替代性，既不能由公安司法机关自由选择和指定，也不能由别人来代替和更换，必须充分履行证人的义务。 2、证人不得参与除作证外的庭审活动。 相关法律知识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律师回复] 我来给你说一下放火罪无罪辩护词应当怎么写吧：根据信息不符合放火罪的构成要件，但可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的犯罪行为通常是由某种现实原因造成的。行为人可能是出于对财物所有人的打击报复、或嫉妒心理或其他类似有针对性的心理态度，毁坏财物使所有人的财产受到损失就是其犯罪目的。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罪是一种故意犯罪，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因此不构成放火罪。不构成放火罪辩护词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辩护词内容由序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具体写法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辩护词无统一规定的固定格式，但有大体一致的结构。
　　相关法律规定：
　　《刑法》
　　第二百七十五条　【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关于想知道寻衅滋事罪辩护词故意伤害罪的辩护词怎么写，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六条 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 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第二百一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二百一十八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第二百一十九条 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