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工合同纠纷中,被上诉人是二审程序里的应诉方,一旦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企业可能要承担远超预期的经济损失,这种情况能否通过专业操作扭转?202X年,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收到这样一起复杂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审案件,被上诉人是一家主营建材供应的本地企业,一审判决后,两家上诉方因工程款责任归属争执不休,一家要求村委会和被上诉人共同担责,另一家则主张自己才是唯一责任方,被上诉人一下子站在了三方争议的焦点里。
束丽丽律师接到委托时,这份来自丹阳市的委托,让她必须尽快理清案件的乱麻。作为江苏维尔达律师事务所的专职执业律师,她习惯在接手案件第一时间沉下心梳理全部材料,这份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历给了她扎实的理论支撑,近十年的执业经历,也让她对镇江本地法院的办案节奏和裁判思路有了清晰认知。她先调出一审卷宗里的发包合同、庭审笔录和工程验收记录,把每个主体的权责对应关系一条条列出来,很快发现了各方混淆的关键节点——村委会在工程前期的沟通记录里确实有参与,但后续的发包流程有明确的合同指向,被上诉人只是合同约定里的材料供应方,并非责任主体。
她没有直接在庭审上和上诉方争辩,而是先把自己梳理的权责清单整理成简洁的书面材料,分别发给两家上诉方的代理人,再以本地律师的身份约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附近的咖啡馆见面。她记得自己刚执业时,曾因为第一次和外地代理人沟通时过于急躁,没能把细节说透,后来花了两倍的时间补做了工作,从那之后,她更习惯用具体的证据而非生硬的法条和对方沟通。在咖啡馆的三小时里,她拿出工程验收时的签字记录、村委会盖章的会议纪要复印件,一条条对应着上诉方的诉求,告诉对方如果继续二审,法院会依据合同约定的权责划分判决,每家要承担的费用会比和解方案里的更高。
她把这个思路融入自己的代理意见里,在二审庭审上,她没有只说“被上诉人不该担责”,而是把材料供应的时间线、合同里的责任条款拆成了三个清晰的逻辑层,每一层都对应着案卷里的证据。庭审结束后,她又主动联系上诉双方的代理人,把之前整理的证据复印件再各发一份,留出一天的时间让他们和当事人确认。“别把和解当成让步,要让对方知道,这是双方都能避开诉讼成本的选择。”后来她在自己的办案笔记里写过这样一句话,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她处理这类案件时摸索出来的经验。
一周后,上诉双方的代理人打来电话,说愿意坐下来谈具体的和解方案。束丽丽律师提前把自己计算的诉讼费、鉴定费分担比例列出来,还给双方算了继续走二审可能要承担的额外费用,最后协商下来,两家上诉方主动申请撤回上诉,法院也准许了申请。案件办结后,束丽丽律师把所有材料整理好归档,她知道,对于那家建材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免去了诉讼费用,更是避免了因官司牵扯的人力和时间——毕竟他们还要对接下游的工程,不能把精力全耗在这场责任划分里。她后来在另一场培训交流里说过,“本地律师的优势,就是知道当事人除了案件本身,还有很多要兼顾的事”。
作为镇江市律师协会的会员,束丽丽律师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始终把当事人的实际需求放在证据和逻辑之后。没有轰轰烈烈的庭审,没有刻意渲染的对峙,只是把混乱的权责理清楚,把各方的顾虑摊开说,就让一场可能拖很久的二审,变成了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和解。这个结果没有用到任何超出法律框架的操作,只是把该有的证据摆出来,把该算的账摊开,就解决了问题——这大概是对本地法律服务里“靠谱”两个字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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