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帮信获不起诉涉非法经营烟草实现大幅轻判

当事人A因购入境外电话卡搭配猫池设备提供接码服务被以帮信罪立案，表面证据链指向下游诈骗关联，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获得证据不足不起诉，无犯罪记录；另一起无证销售雪茄的非法经营案中，被告人A被指控情节特别严重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经辩护核减金额、认定从犯后获刑二年一个月。两起案件均是家属在司法机关已形成初步入罪认定的不利局面下委托周智文律师介入，最终实现核心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保障。

第一起帮信罪案件中，当事人A购入一批境外电话卡，搭配猫池设备对外提供网络平台注册接收验证码的服务赚取报酬。后多名被害人报案称接到境外号码来电实施电信诈骗，办案机关核查发现诈骗来电显示号码与当事人A处扣押的境外电话卡号码重合，遂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当事人刑事拘留，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按照当时司法实践中“断卡”类案件的处理惯例，此类案件大多会被提起公诉，一旦定罪当事人将留下终身刑事案底，对个人就业、相关政审造成长期不可逆的影响。

第二起非法经营雪茄案件中，被告人A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伙同他人从境外购进雪茄，通过虚假申报快递品名、非实名寄递的方式向全国客户销售，案发时现场还查扣了大量未售出的雪茄。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该案属于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范畴，对应的法定量刑档次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指控在案的已销售流水加上现场查扣的雪茄货值金额，若全部被法院采纳，被告人A将面临远超五年的重刑，家属随后委托周智文律师介入开展一审阶段辩护工作。

两起案件接手时均面临多重现实障碍：

第一起帮信罪案层面，首先是入罪的表面证据已经形成闭环，被害人报案记录里的诈骗来电号码与扣押的境外卡号码完全重合，侦查机关的指控逻辑看似完整；其次是核心证据存储在境外通信企业系统，辩护人自行调取涉案号码的激活、通话记录存在极大现实阻碍；再者当时“断卡”行动背景下，涉电话卡、接码服务的帮信案件普遍从严追诉，争取不起诉的空间本就极小；最后还需要破解技术层面的关键疑点：来电显示号码与涉案号码重合，并不等于该电话卡实际呼出诈骗电话，诈骗分子使用改号软件篡改显示信息属于行业常见情形，该事实需要搜集有效依据向检察机关充分论证，同时还要证明涉案扣押卡片未完成实名认证激活，本身不具备拨打电话的硬件功能。

第二起非法经营雪茄案层面，首先公诉机关已经明确指控该案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定起刑点即为五年以上，量刑减让的辩护压力极大；其次在案的微信、银行流水记录大量混杂个人日常交易与雪茄经营往来，需要逐笔梳理甄别出不属于涉案交易的转账，工作量极大且最终未必能获得法庭采纳；再者共同犯罪链条层级较多，上游实际主导者未到案，仅依据在案证据说服法庭认定仅负责接货、仓储、发货的当事人属于从犯，说理难度较高；另外案件行为同时触及走私普通货物罪与非法经营罪的择一重适用争议，针对现场查扣的未销售雪茄认定为犯罪未遂的诉求，也与烟草类案件的常规司法认定标准存在分歧，辩护观点被采纳的门槛较高。

针对帮信罪案件，周智文律师首先全面细致阅卷，逐一核对卷宗内的被害人陈述、物证扣押清单、嫌疑人供述材料，第一时间锁定核心疑点：在案扣押的境外电话卡无任何实名认证激活记录，硬件层面不具备独立拨打电话的能力，直接动摇了侦查机关的入罪基础。随后周智文律师指导有相关行业从业背景的家属，通过合理渠道向境外通信企业调取涉案号码的后台系统数据，获取到案发时段涉案号码未激活、无任何通话记录、无流量使用记录的关键反证。同时检索固定公开的技术报道、同类生效判例，整理出诈骗分子通过改号软件篡改来电显示实施诈骗的公开佐证材料，对“号码显示重合不等于涉案卡呼出”的技术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周智文律师随后向检察机关提交完整法律意见，同时申请承办部门向境外通信运营企业核实涉案号码状态、对在案扣押的实物电话卡开展硬件功能核验，严格对照帮信罪相关司法解释、断卡行动会议纪要的规定，论证帮信罪的成立必须以被帮助对象确实利用行为人提供的工具实施下游犯罪为前提，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下游诈骗行为与当事人提供的电话卡存在关联。案件经历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周智文律师持续跟进进程，多次与承办检察官沟通辩护观点、补充提交新的佐证材料，推动办案机关先变更当事人的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针对非法经营雪茄案件，周智文律师确立了务实的罪轻辩护整体策略，将核心辩护目标聚焦于争取从犯认定、核减涉案金额、厘清罪名适用规则、主张未销售雪茄属于犯罪未遂几个方向，放弃不切实际的无罪抗辩。随后他逐笔梳理全部在案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客户证言，对每一笔存疑的转账标记核验，凡是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属于雪茄交易的款项，全部依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请求法庭不予计入非法经营数额，直接从量刑基数上剥离不合理的指控金额。同时结合卷宗证据还原共同犯罪完整链条，明确指出上游人员是该跨境雪茄业务的实际主导者，负责客源拓展、业务统筹，被告人A仅领取少量劳务报酬，从事的是接货、仓储、发货等辅助性事务，在整个犯罪链条中处于被支配的次要地位，应当认定为从犯。庭审中周智文律师结合烟草类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同类生效判例，完整阐述两罪择一重处的法律适用逻辑，提出现场查扣的未销售雪茄尚未进入交易环节属于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全方位向法庭呈现辩护立场。

帮信罪一案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对当事人A作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追责，无刑事犯罪记录。非法经营雪茄一案审理法院全部采纳周智文律师多项核心辩护意见，对指控证据不足的涉案交易金额依法核减，认定被告人A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最终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数万元，在原超过五年的法定量刑档次之下实现大幅减轻处罚。

本案裁判结论仅针对个案，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获得相同结果。

作为有着多年一线刑事辩护经验、曾在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过的刑辩律师，周智文表示，涉帮信罪“断卡”类案件的辩护核心不能停留在当事人是否有提供卡、提供接码服务的表层事实，更要紧扣该行为与下游犯罪的关联度这一法定构成要件，很多时候案件表面证据看似闭环，但细节处的技术规则、数据记录往往是推翻指控逻辑的核心突破口。而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类的案件，辩护不能只盯着金额数字本身，既要逐笔甄别交易流水、用足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压低量刑基数，也要仔细梳理共同犯罪中的实际地位作用，准确区分组织主导人员与仅从事辅助事务的参与人员，合法争取从犯认定实现量刑降档。周智文同时提示，刑事辩护的所有辩护观点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辩护律师不能为了争取利益突破法律底线提出不合理的诉求，刑辩代理能够通过证据梳理、法律适用辨析尽力为当事人争取合法的有利结果，但始终无法为任何逾越法律边界的行为提供兜底空间。

周智文为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经济犯罪辩护部主任，执业证号14420201510787962。